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摘要：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关键词： 环境史;动物史;大历史;后人类主义;“后人类史学”

本文提出这个问题，也许不仅是一般的阅读大众，甚至历史系的师生都会感到奇怪：难道还有不写人的历史吗？换言之，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难道还可以质疑人的重要性吗？其实，许多司空见惯、约定俗成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无可置疑的。在讨论当今世界史坛开始渐渐流行的“后人类史学”之前，我想先就中国史学的传统出发，讲述一下以人为中心的史学。在中国史学传统的建立之初，以人为中心的史学其实并不自然而然地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譬如据说由孔子所编辑和保存的“五经”——“诗、书、礼、易和春秋”，其中《尚书》和《春秋》从近人的眼光看是历史类的著作。《尚书》保留了上古时代的公务文书，而《春秋》则是上古史事的编年记录。这两部书显然都由人记录和编辑，可谓中国最早的“人写的历史”。不过我们如果细看被许多儒家学者视为“五经之首”的《春秋》的内容，便可发现，其中记录并不全是人事。这里仅举一例。《春秋·隐公九年》中这样记载：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庚辰，大雨雪。

挟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会齐侯于防。吴根友点注：《四书五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50页。

这里除了人事，还有“大雨”、“震电”和“大雨雪”的记载。 而“秋七月”一条更有意思，因为根据后人的研究，《春秋》写法有一个惯例，每个季节的首月，不管有事无事，都需要记载。《春秋》其他的年份中，还有不少诸如“大水”、“雨雪”及“日有食之”的记载，表明那时的历史记录，除了政治人物的事情，对自然界的变化也相当注重。这里表现的是“天人合一”的信念，而天显然比人更为重要。

《春秋》的这些记录，出自中国上古时代就出现的“史”这一官吏之手。现代的人看到“史”，即刻就会想到“历史”或“史家”。但其实在古代，“史”大致可以视作官吏的总称，其职责颇为广泛。有关古代的史官，金毓黻（1887-1962）等近代史学史专家有过颇为详尽的考辨。金毓黻指出，“寻史字之义，本为记事”。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而他们所记之事，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当代学者牛润珍在其《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一书中认为，从殷商开始，史官便“既掌天官，又典人事”。汉代史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87）素有“中国史学之父”的美誉，其名著《史记》生动地描述了不少英雄豪杰、记录了人世间发生的许多奇闻逸事。但其实他和父亲司马谈担任的太史令一职，其意为天官，主要“典天官事”，也即“記时”、“记星象变化”、“记瑞应、灾异及有关祭祀活动”。在此之外，太史令也可以记天下郡国的事情。

牛润珍：《汉至唐初的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8页。难怪司马迁述其志向时这样说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司马迁写作《史记》，描述上古至汉代的人事变迁，希望通古今之变，更多地反映了他个人的意志——“成一家之言”。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 TJaspers， 1883-1969）在1949年曾出版了一本影响甚大的著作，题为《历史的起源和目的》，其中提出了“轴心时代”（Axial Age）的概念。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世界范围的几大文明出现了一个“哲学的突破”，其标志就是“人敢于依赖于自身”，不再对自然和超自然的神力顶礼膜拜，而其结果就是“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俞新天、魏楚雄译：《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页。笔者以为，此书的书名应该译为《历史的起源和目的》，历史有目的，人有目标，两者有所差别。这也就是说，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历史学，在这个“轴心时代”诞生了。雅斯贝尔斯将中国文明也列入考察的对象。而就中国史学的发展而言，似乎也符合他的描述。如果孔子订《春秋》还保留了不少自然界的记载，那么到了司马迁的时候，他的“本纪”、“列传”和“世家”都以人为主，只是在他个人的评述“太史公曰”中，还常常提到天意。

上述讨论只是想说明，从中国的史学传统来看，人事并不从来就是历史学记录的中心。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西方史学的传统。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 约公元前484-前426）的《历史》中有不少天神干预人事的记录。而在修昔底德（Thucydides， 约公元前460-前400）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便试图从人事的角度——雅典在领导希波战争赢得胜利之后对小邦的欺凌——来解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起源。当然，以人为主的历史学建立之后，并不等于史家就不重视人事之外的因素。举例而言，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强调人的思想解放，在历史观的方面形塑了近代以人为主的历史学。而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在探讨、解释历史变迁的时候，则提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对人类历史的演化，其实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