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责任\信仰: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结构的梳理与检讨

摘要：在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结构中，始终离不开利益、责任、信仰这三个关键词。权力的宗旨是平衡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关系，行使权利与承担责任是不能分开的，只强调权利而忽视责任意识，是产生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要取得教职工的信任，离开了信任，任何权利都不会长久。无论古今中外，大学校长的治理战略受到阻碍除了上级决策机构不信任外，就是教职工不认同。因此，仅仅就治理结构本身来划分各自的权力并没有从治理的根本上解决权利的问题，只有把握住利益、责任、信仰，才能够实现大学治理的宏图大业。

关键词：大学治理结构；利益；责任；信仰

“治理”（governance）是指大学内部的决策过程，通过广泛参与形成大学发展目标及实施目标和政策的运作机制。大学内部治理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是各种决策权力在各个主体（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与行使，它包括权利分配结构和权力行使过程两个互相匹配的方面。而大学治理结构形式上体现为一种对大学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其实质则是大学决策权力的制度安排问题，表现为大学内部权力的分配、协调与行使的制度。大学治理结构的具体形式取决于大学各种事务的决策权力在不同主体间的配置情况，这种权力来自于各种制度（如法律法规、大学章程、资金分配体系等）和非正式制度（如高等教育传统和大学文化等）。[1]下面我们选择英国、美国、日本大学内部治理的模式加以介绍，力求对我国有借鉴意义。

一、利益、责任、信仰：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结构的梳理

由于世界各国大学实行不同的治理结构，同一国家的大学也实行不同的治理结构，所以呈现出不同的大学治理特征。归纳起来如下：

（一）以协调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政治权力

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结构是以利益协调为核心的多样化治理结构。无论是哈佛大学的双会制，还是耶鲁大学的单会制，都是平衡各利益集团利益的产物。正如阿特巴赫所指出的，大学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机构，而是一个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各种团体组成的社会。正是为了平衡与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各权利机构才作各种权利的纷争，才有历史上为了利益纷争而发生的那么多留给后人的故事。

对于公共利益的维护我们常常忽略。事实上，董事会的角色就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在最高决策层次采取民主表决的方法对校长提案或董事会提案进行表决，既体现了民主利益，也体现了公共利益。世界一流大学董事会的政治权力特征是进行宏观调控，包括：⑴确立大学的性质、目标、建立长短期规划；⑵维护和修订大学宪章；⑶考核、选任、留用和免任校长；⑷审批学校购买和出售的固定资产和重要项目的财产；⑸审批学校的财政预算；⑹审阅学校行政部门、教师、学生提出的建议并做出相应的反应；⑺评估学校行政的绩效；⑻建立大学的公共关系；⑼筹集大学办学款项，监督大学赠款的投资；⑽批准法定文件。[2]上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是董事会的根本职责。所以，董事会能否确立一个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目标是办学成败的关键。历史上由于没有董事会掌舵的斯坦福大学曾经在斯坦福夫人的掌控下而把学校发展的重点放在校园规划与建筑上，使得学校内涵发展得不到重视，延缓了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速度。因此，董事会通过宏观调控对高校进行治理，成为世界各国维护公共利益的普遍认同的做法。世界上许多国家高校纷纷设立董事会，意大利、法国、瑞典等国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就引进董事会制度，荷兰1997年通过的关于大学治理的新法案引入了一种相当于董事会的治理机构；日本经过长达７年的讨论和筹备，实现国立大学法人化，引进了董事会制度。

董事会在各大学存在的方式是不同的，哈佛实行双会制，耶鲁实行单会制；哈佛大学董事会负责大学的财政和校务管理及有关教育政策和机构设置等重大事务。监理会负责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学校重大活动。日本东京大学实行单会制，早稻田大学实行多会制。东京大学根据日本194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法》规定：东京大学设立评议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早稻田大学则是私立大学的代表，采用多会制，它以学校教育法、私立学校法为基础，设立理事会、评议员会、商议会及２名监事等来对大学进行组织和管理。不论实行何种体制，都是为了保证公共利益不走偏、不受某种个人意愿所支配，这是当代大学维护最高层次行使权力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些职能权力部门代表了不同的利益，他们都是影响大学目标制定、实现的相关者和利益集团，平衡他们的利益、保证大学目标的正确性和顺利实现是顶层权力的责任和义务。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认为的那样，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也就是说，对于企业来讲，存在着这样一些利益相关者，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企业目标就很难实现。虽说大学是学术组织，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机构，或者说大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大学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析。美国学者亨利·罗索夫斯基在《美国校园文化——学者、教授、管理》一书中认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是由与大学有利害关系的人或群体组成的共同体。所以，公共利益的实现在很长时期是高校协调各利益之间目标的重要选择。为了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协调各自利益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以董事会治理的责任约束下的行政权力

行使权利与承担责任历来是各大学权利机构矛盾的焦点。行使权利不承担责任，造成损失无人追究，也是责任心与权利欲不相匹配的重要原因。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区别正像穆勒所说的那样：公司董事会中关于治理与管理的关系与区别如是，治理涉及到公司战略方针的制定、控制和监督，以及公司与外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管理则是运用一定的方式指导或监督某一活动，以达到特定的目标。具体讲，治理的焦点在外部，管理的焦点在内部；治理基于战略的考虑，管理基于任务的考虑；治理考虑公司往哪里去，管理则考虑怎样使公司到哪里。董事会通过宏观调控实现对高校的治理，董事会行使政治权力是做决策，而校长是对高校进行管理，是执行董事会的任务。而董事会在遴选实施学校发展计划的执行者——校长时非常谨慎。例如，耶鲁大学第20任校长是在400位候选人中产生的；1971年哈佛普西校长退休，董事会向外界发出了20多万封信征求新校长人选，900多位候选人中，最终博克校长当选；1984年，莱斯大学从270位提名者中选出120名候选人，乔治·拉普最终胜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华裔校长田长霖是与270名提名者竞争赢得了校长职位的。[3]在这样的制度下，校长当选者一般都是极其优秀的人才。

我们不妨看一下大学校长辞职的原因，就会得出在决策上很少因个人失误导致下台的。（１）因腐败而下台。中外大学校长因过失辞职有一些。美国奥尔罗伯茨大学校长理查德·罗伯茨担任校长14年来，竟然11次动用公款建私宅，并动用学校飞机送女儿享受近３万美元的巴哈马豪华游，被控挥霍公款而辞职。[4]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校长辞职，起因是违反规定授予学分未满的州长女儿硕士学位。[5]（２）2005-2006学年结束时，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辞职。据称，主要原因是他语出惊人地提出“女子学理逊于男”的论调，引起了校内外的哗然。他在一个经济学会议上发言：我可能要提及男女先天不同的因素，尽管人们愿意相信男女表现上的不同取决于社会因素，但是，我觉得这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他进而得出上面的结论。[6]（３）为了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而集体辞职的。如，意大利77名大学校长联名宣布辞职，抗议政府对下一年度办学经费的削减，他们声称减少教育经费会威胁高等教育质量。[7]⑷放弃责任而辞职的。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校长辞职是因为热爱帝国理工医学系传染病流行学研究事业。[8]

上述校长辞职有各种原因，但是都涉及到责任问题，权利过度会造成责任事故，权利不到位会产生管理不到位。监督和保障校长行使权利的机制究竟应该怎样确立，即便确立的应该怎样修正，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三）学者地位：对学校决策信任与认同的民心、民意

综观世界一流大学的权力生存与延续实例，其根本有两条：一是能够准确地判断发展规划是否正确，决策是否正确，这需要科学的预测与分析；二是办学目标和校长的个人决策能够取信于民。无论是办学目标的制定，还是各项施政纲领的实施，都不能够离开学校的客观环境，不能够脱离教师和绝大多数职工的利益；否则，再好的改革也将一事无成。这是无数有才华、有抱负的校长得出的血的教训。

董事会正确的政策决策是对公共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分析的结果，正确的分析是广泛认同的根本，也是赢得学者民心、民意的根本。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内围绕着“奥本海默事件”曾经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政策争论，在原子能应优先用于和平还是国防的问题上形成了明显对立的意见。奥本海默是犹太裔物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担任罗斯·阿拉莫斯原子弹研究所所长，主持过著名的“曼哈顿工程”。战后，奥本海默担任美国核能委员会委员，因主张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被贴上“赤色分子”的标签，并遭到批判，这即所谓的“奥本海默事件”。有人主张应优先民用，有人主张优先核导设施所用，以奥本海默为代表的一些原子物理学家则明确主张和平利用核能。当时，奥本海默的见解并未得到政府的认同，但学者们认同，最后美国政府也不得不采纳了和平利用核能的意见，体现了学者在重大问题上判断力的科学性。

同样，校长的施政纲领取信于学者则昌，逆则亡。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是历史上极为有名的一位校长，他所产生的影响令世人难忘。他有改造大学的抱负，他的目标宏观上是实施名著工程，微观上是彻底改革大学的组织，模糊学院的界限。并且，赫钦斯认为，是否可能使芝加哥大学变得有序和民主？有两个办法：一是放弃将责任和效率作为大学管理的标准，二是“一个行政责任的简明计划”。这个计划意味着，只要校长得到大学评议会和董事会的信任，就会被授权制定教育政策。由于大多数系科、少数受到多数人纵容的活跃分子以及董事会中多数成员的牵制，赫钦斯一直没有做事的机会。董事会是合法的大学拥有者，赫钦斯只有说服的权力。他的反对者认为，他一系列欺骗性的和不合理的管理行为可能对大学产生了伤害甚至是破坏。赫钦斯的计划提交给了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讨论，结果因为其建议之一是大幅度削减评议会的规模，以提高办事效率，评议会没有通过这项提案，尽管赫钦斯又说服董事会给予校长这个权力，但这是徒劳的。后来赫钦斯又通过董事会主办的招待会的形式进行讲演，就职位和工资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还有说服教授们或者评议会议员们接纳他的制定学校政策的建议使人们逐渐厌倦。这样一位杰出的校长在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们及其大的阻力之间推行自己的计划，十分艰难，在丧失学者基础后，以失败告终。[9]这个例子不能不使我们惊醒，那样一位优秀的校长如此，况且中国大学的校长。

二、利益、责任、信仰：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的问题分析

（一）我国大学政治权力行使应该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根本

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中有三种利益需要平衡：政治利益、行政利益、学术利益。党委代表着政治权力、校长代表着行政权力、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着学者权力。

政治权力代表公共利益，党委掌握政治权力，行使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党委不仅要行使高教法赋予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树立起人们的信仰，引导人们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在政治领域保证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在这一点上，党委与董事会不同，董事会代表学校的公共利益，党委却代表着国家的利益、政党的利益、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利益。党委执行党的政策、路线、方针就是维护学校的政治利益。党委还有稳定的责任，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党委来平衡，这与国外董事会不同，董事会可以无原则地采取投票的方式平衡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党委是在坚持公共利益、党的利益基础上，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各种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国外董事会代表多元利益，其共同利益的产生是自下而上，或者平衡各种利益，形成多元利益共存的局面。而高校党委是在一元化领导下代表多种利益，多种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党的利益与多种利益是垂直的关系。

由此产生与校长的关系是平行关系，无法像国外董事会那样任免校长和评估校长的工作。首先，党委会如果能在一元化领导下代表多种利益，就要有像人大和政协那样的参政机制，可以在学校重大决策时，吸收社会人士参加，成立联谊会对校长进行监督。联谊会有选考委员会的职能，有对校长的选考任免权力。联谊会在党委会领导下，是民主协商的形式，它对学校在宏观决策上发挥作用，相当于学校的“政协”。校长应是党委会领导下联谊会决策的执行者。这样就将一直在底层的民主权力提高到学校的顶层。其次，校长是由上级政府任命，行使相应的行政权力，所以，党委对于校长的监督作用基本上没有发挥，而是在与校长行使同样的权力。再次，董事会任免校长更多是平衡不同利益，而党委会对校长的监督更多是纵向民主集中制。党委没有任免校长的权力，只是民主监督校长行使权力，这是党委会与国外董事会的又一区别。解决的办法是党委会通过党内外人士组成的联谊会遴选校长。联谊会人员来源范围应广泛，甚至教育部党组成员、地方教育委员会成员都可以有代表进入联谊会。联谊会可以有任免校长的职能。这样，党委在发挥权力的监督作用时会更加有利。

（二）承担责任是权力争夺的空档或者真空地带

行政权力代表学校法人的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具体权力行使机构。它承担着学校发展、生存、运作的责任，代表校方的利益，既属于公共利益又属于私人利益。学校相对于国家也是一个个体，学校的利益属于个体利益。在纵向关系上，要服从政府的利益，所以相对于社会与市场的利益来说，政府的利益更加重要。在中国，学校可以不顾社会排行榜上的名字，但是校长一定在乎自己在政府主要行政领导心目中的印象。在学校这个范围内，校长要对政府负责，政府机构相当于学校的董事会，校长是机构权力的执行者，校长的治理理念、治理政策、治理方针和具体措施，凡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都应请示政府机构讨论，然后才能具体实施，所以形成了真空地带，这样校长行使权力政府监督不利。对于教师的利益，校长做出决策也要经过若干程序，所以校长是受政治利益、学术利益、行政利益挤压的人物，其角色难当是可想而知的。

责任是行使权力必须首先考虑的核心问题。谁负责谁承担责任在我国的大学政治权利与行政权利责任承担上的分配还很模糊，常常出现决策的不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不决策现象。所以，中国的大学难以实行问责制。分析其原因：由于政府基于信任而任命了高校的管理者，但具体的责权利关系却不明晰，校长主要是基于信任而开展工作，甚至主要就是为了组织的升迁而努力工作。具体考核评价流于形式化。评价一个校长的能力因素很复杂，除了指标，许多文化因素不能忽略。比如，在中国，教职工对校长的信任就是最大的考核标准。一所学校是国家公共财产，而在相互争权的情况下，效率不高，这个责任谁来负，讲不清楚。在中国由于政府任命校长，在给他权利的同时，没有强化责任，加上校长行使权力时有许多其他权利因素的干扰，所以，无法简单对校长问责。如果参照国外的治理结构，校长应该对党委负责，但是，在中国校长与党委是平衡的关系，校长与党委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两个负责人都是一把手，所以，两者在责任与权利承担的合法性上会出现问题。最后，由事不关己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票决。有许多优秀的校长，在这种体制下经过耗损，不能干事，或者干事的效率不高，进而影响学校的发展大政方针的落实，成为学校发展不力这一责任的承担者。

（三）信仰：中外大学各种权利生存的文化根基

学术利益也是广大教师的利益，在中国的大学学术处于底层地位，所以常常是权力得不到落实。有责任、尽义务、没权力，这是中国教师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代表教师利益的教授委员会或者教职工代表大会形同虚设。据调查，34所学校中学术委员会成员有6所学校直接把相关副校长列为其中的成员，有一所学校把社会科学处、科学技术处人员列为学术委员会成员，另有一所高校规定校学术委员会成员不能同时兼任院系学术委员会成员，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成员职务均不超过20%。学术委员会组成人数一般在20-25人。有14.3%高校院士在40-49人，有的学校院士比学术委员会成员要多。这与国外比，学术委员会的数量要相对少一些，还需增加学术委员会的数量。学术委员会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机构，49%往往挂靠在科技处、11.7％挂靠在学科建设办公室，只有2所院校有独立设置的机构。34所学校中有70.6%学术委员会的章程最终解释权是由其学术委员会或者学术委员会的办公室或秘书处来解释。[10]

信仰非常重要，它决定权利生存时间的长短。哈佛大学普西校长在任期间对哈佛的贡献也很大，1958年领导的目标为8500万美元的募捐运动。这一目标比美国大学在这之前的记录高出了五倍，并且哈佛每年从联邦政府获得的科研资金由8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可见他的魄力。但是由于他处理学潮而伤害了学生的心，同时也失去了学生对他的信任，因此而下台。耶鲁大学克莱珀校长辞职是因为在校内焦头烂额，学生们因他开除两名信教学生而十分不满，因此与他不共戴天，甚至于将克莱珀的家都砸了。1766年2月，全校绝大多数学生签名，要求克莱珀校长辞职。[11]对大学校长制订的大学发展目标的信任非常重要，如自主招生改革、通识教育的实施，这些好的目标都增加了员工对校长的信任，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有许多校长还没有施展宏图大略就因为人际关系等的纠葛而陷入重重矛盾之中，在执行目标的过程中失去了员工对校长的信任。所以行动纲领和人格魅力同样构成员工信任的条件。

三、利益、责任、信仰：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对策选择

（一）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利益协调与平衡机制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精神建立高校董事会，管理高校事务是今后高校治理结构所要进行的内容。如上所述，无论欧洲，还是亚洲，董事会作为高校政治权力机构已经得到认同。因此，中国建立党委性的董事会势在必行。

首先，要大胆地对高校进行体制改革，建立“党委性的董事会”。[12]将国外董事会的职责用于党委会的职责，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加强民主协商制度。吸收外部人员参与，特别是吸收社会政界、司法界、工商界和政府官员参与，扩大校外兼职人员，这是党委性董事会成立的第一步。特别要吸收教育部的司长及部长等成员参加。这些人从各自的角度对学校发展及决策做出贡献，有利于学校的发展。总之，人员组成要体现广泛性、代表性。

其次，党委性的董事会角色定位要分明。学校宏观决策、大政方针、发展战略规划这些过去我国不够重视的工作，党委性董事会要切实承担起来。党委性董事会有遴选校长的权力，可以像公开招聘政府官员那样，在全社会公开招聘校长，条件之一就是执行学校的发展规划；有定期评估校长工作成效的权力，有对校长问责和罢免的权力。党委性董事会运行方式：定期会议、信息公开、集体决策、个人负责、完备的法律法规等。大学的章程由党委性董事会制定并修改。我国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学校层面都不习惯将政务公开，党委会向董事会的权力过渡还存在许多障碍，但是，党委工作转型势在必行。

再次，党委的传统工作仍然可以照常进行下去，根据上级部署学习文件，开展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做大量的稳定工作，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等等。但是，承担了董事会的职能后，传统的党委工作可以专门成立一个下属委员会管理党员工作，校长也可以进党委班子，党委书记可以兼董事会主任，行政班子与党委班子可以相互兼职，这样有利于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此外，我国社会环境越来越趋向合议制环境，在高校学术自由有良好的基础，高等教育的政府控制越来越小，高等教育的价值观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董事会性的党委会是可以成立的。

（二）建立以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机制

1998年我国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确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①，它以实现国家公共性为目的，本质上是强调一种和整个国家的领导体制相一致的政治领导和集体领导体制。[1３]校长是董事会纲领的执行者，他负责协调与管理整个学校行政的运行。根据《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它行政管理工作，行使下列职权：{1}拟订发展规划，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2}组织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品德教育；{3}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4}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5}拟订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案，保护和管理校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6}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学校的事情常常需要校长负责任，因此，要强化责任，用学校章程保护校长承担责任，而不受其他权力的干扰。校长向政府负责，与政府签订协议；向党委董事会负责，定期向党委通报信息。建立问责机制，对上述权利行使的失误进行责任追究。从前述国外大学校长的辞职，我们看到，只有赫钦斯是在董事会、评议会权力纠葛上的争执而辞职，没有大学校长因为没有把学校办成一流大学而下台，所以，政绩的衡量一直是一个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盲点，这正是我们要建立问责制的原因。国外大学能够在上百千人中选校长，我们也应该改变一两个人中选校长的局面，形成遴选校长的竞争机制。

（三）建立以教职工代表大会为依托的信任机制

学校最大利益集团是教师与学生，无论政治权利与行政权利都取决于教师的态度。中国大学的教师一方面有信仰，一方面有追求利益公平的愿望。因此，无论政治权利还是行政权利行使都要考虑教师是否能够承受，是否满足了教师追求公平的愿望。

党委与校长要坚持定期向教职工代表大会通报学校的工作，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赢得民心。同时要充分发挥教师代表大会的作用，将学术权利落实，像西方的大学那样，维护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中心地位，让教授有权决定教学计划、专业设置、科研经费的分配等一系列与教学和科研相关的事务。考虑建立全体教授决定学校学术事务的学术管理制度，负责学校的学术事务决策和管理以及教学等相关事务，形成教授决定学术事务的权威，不受任何政治权利和行政权利的干扰。正确处理党委会与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关系，改变目前我国的教授会在党委领导下起举手表决器作用的局面。教职工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在先，集中在后，所以，在执行的时候，还仍是政治权利决定学术权力的局面。人们常常形容教代会是学校的人大和政协，所起的作用是举手表决。教代会是教授参与学校事务的决策、完善和保障教授的民主权力实施的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与党委会一样的监督学校行政的权力，但是监督的权利来源于学术底层，而党委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来源于上层或平级。所以，教代会形同虚设，甚至是投票表决的机器。在我国高校应该提升教代会学术权力的地位，使之上升到学校的顶层，与学校的政治权利、行政权利处于平衡的状态。这需要制度保障、法律保障的进一步到位。

注释：

①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中明确：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8年“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成为法律规定。

参考文献：

[1]刘向东，陈英霞.大学治理结构剖析［Ｊ］.中国软科学，2007（７）．

[2][3]辛艳慧．美国高校董事会特征研究［Ｄ］.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4.

[4]被控挥霍公款大学校长辞职［Ｎ］．太原晚报，2007－１１－２６．

[5]彭梦瑶．涉嫌学历造假丑闻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校长辞职[DB/OL]．凤凰资讯，2008－０６－０８.

[6]新华社发．失言触怒员工 哈佛校长辞职［Ｎ］．钱江晚报，2006－０２－２３.

[7]http//.cn.

[8]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校长辞职[DB/OL]．科学网，2009－１１－１９．

[9][美]罗伯特·M·赫钦斯著．美国高等教育［Ｍ］．汪利兵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6.

[10]王健美：我国高校对学术权力的“呐喊”、“彷徨”与“待突破”——基于34所高校学术委员会章程的探讨[Ａ]．高校治理及国际比较高级研讨会论文集［Ｃ］．2010.

[11]舸昕编著．从哈佛到斯坦福[Ｍ]．东方出版社，1999.102-103.

[12]杨克瑞.高校的政治权力分析[Ｊ].高教探索，2008（４）.

[13]秦惠民.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与协调——对我国大学权力现象的解析[Ｊ].中国高教研究，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