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野军大和朝鲜战场的回忆

第一次见到张树栋先生，还是在2013年银杏落满整个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深秋时节，之前的精心准备以及同先生的先期沟通，让我们双方都对这个口述史项目充满期待。

先生虽然年纪大了，但精神矍铄，回忆起往昔岁月，更是如数家珍。无论是他幼年生活的困苦与颠沛，还是解放初期他在大西南的学习与建政；无论是他在朝鲜战争上经历的生死与别离，还是他初到南大享受和平年代中的欢乐与欣喜，先生按照自己的思路，为我们回顾了他一生不平凡的经历。

贫困家庭：尝尽人间辛酸苦

我1932年10月出生于陕西勉县一个旧官吏家庭，早年家境比较富裕。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规模侵华，我父亲辞官回乡，用手头的积蓄买了几亩薄田，却被亲戚坑骗，从此家境便每况愈下，甚至到了饔飧不继的程度。我五六岁的时候，家里已经断炊了，我和哥哥就到汉水去捉鱼摸虾，到山上采摘野果，以充饥糊口。我还记得当时靠卖东西度日，最后连两块玻璃都卖了，是我和三哥一起去卖的。得到钱后，我们就在集市上一人吃了一碗鸡丝面，当时觉得真香啊。

我大姨生活在离勉县五六十公里的农村，人十分善良。她见我们家父亲在外、母亲病弱这样艰苦，便过来帮着维持生活，借钱买米、买柴，逢年过节还要应付债主。有一年过春节，大姨借点钱买了一斤肉送来，结果却没钱买米了，那一年我们就光吃点肉，却没有饭吃。我小时候不懂事，有时还跟她发脾气，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1958年左右大姨去世，我也没能见上一面，前几年回家想去祭拜一下她老人家，但墓地早就没有了，很是令人伤心。

我家兄弟姊妹7个，我排行老四。因为家里这种饥寒交迫的境地，在我10岁的时候，父母便商量将我和三哥送到比较富裕的二姨家。尽管我当时年纪还小，二姨与母亲也长得酷肖，但仍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当时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尽快长大，这样就可以靠自己生活了。我后来早早参军，也与这段经历有关。但二姨和二姨父对我视如己出，我忘不了他们的养育之恩。

说起当时的中国社会，从我家到二姨家的路上，都是饿殍遍野。当时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军队就像是有组织的武装土匪。由于我家处在川陕公路的必经之路，胡宗南的队伍一过老百姓便要遭殃，他们把门板卸掉，把鸡抓走，把猪杀掉。当官的就找个好房子打牌喝酒，当兵的就在外边欺压百姓，临走的时候还要抓壮丁。至于日本人，我记得大概1937、1938年的时候，和大人一起看过一次黑白纪录片，片名不记得了，内容讲的是日本人在中国杀人放火的事情，我当时相当害怕，慢慢懂事之后这种害怕就变成了仇恨。

母亲把我们弟兄俩送走后，对老大、老二也安排了一下。老大为挣口饭吃，去考了成都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解放前夕，我父母到学校去找我大哥，不久母亲就病重了。当时大哥还没毕业，只是个学员，也没多少钱，还欠了一笔账。我大哥就说不读书了去打工，我父母不同意，说还是要上学，毕业后拿薪水就有希望了。结果不久国民党败退，军官学校也全部要撤往台湾，我父母就让大哥跟着去，说去了台湾我们家的穷日子才能改变。大哥走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去世时才48岁，身边只有在育婴堂（即孤儿院）的老五和老六，当时母亲葬在成都郊区的凤凰山，现在她的墓也找不到了。母亲病故后近40年，大哥都音信杳无，后来还是老五在美国登广告才托人联系上了。当时我们弟兄几个都还在，大家都很高兴，便想着见一面。但大哥在台湾是一个中下级军官，回大陆有顾虑，最后便提议在香港见面。那是1988年，学校统战部听说我和大哥联系上了，还要帮我们报销长途话费和车费。我和老伴到了香港后就和大哥见了面，几十年阔别，饭桌上也就是以谈话为主。他对回大陆顾虑重重，因为“文革”的影响还在，我却很坦然，劝他回来。最终在1992年的时候，我们失散几十年的兄弟才总算团圆了。

我还有一个妹妹是老七，当时 因为家里穷，父母便狠心将她卖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后来妹妹反抗逃跑了。她现在在汉中乡下，已经80多岁了。

还有就是老五、老六，他们跟着父母去了成都，因为没有饭吃，便被送到了美国人办的育婴堂。五弟曾回忆说，在那里都不是人过的日子。

二野军大：颠沛坎坷入川路

1949年5月，我进入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刘伯承是校长兼政委，刘华清是党委书记。当时二野军大招的基本都是知识青年，大部分是中学生（主要是高中生），小部分是大学生。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大片新的解放区需要干部，尤其是有点文化的干部，中学生就很受欢迎。这些中学生在军大毕业以后就到基层当干部，那少数的大学生便另外编队，叫做学员队。

入学分笔试和口试。笔试主要考政治、社会发展史，以及志愿报考的专业。我开始选的是坦克兵，但因为我坐坦克容易出鼻血，就转到特种兵的工兵科。口试是在笔试结果出来以后进行，地点就在南京黄埔路的原国民政府国防部。当时国民党刚撤退，里面很乱，文件、纸张、钢盔到处都是。口试就是问报考二野军大的理由，以及父母同不同意之类的简单问题。

进入二野军大后，前3个月没有分科，叫做预科，全体学习社会发展史。第一节启蒙教育课是刘伯承校长给我们上的，他说我们之所以胜利的主要原因就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句话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刘伯承讲的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革命是要流血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有些人听了这句话后就吓跑了。除此之外还有体育课，就是军体。当时唱歌风气浓厚，也经常举行集体唱歌比赛，有的老师还会讲一些音乐常识。

预科毕业后就分科，分为工兵、炮兵、坦克兵、辎重兵等。我们工兵首先要学射击、刺杀、投弹等。这些学好后就开始学工兵的技术，如操舟、架桥、打结等，操舟主要是铁皮舟和冲锋舟。另外还学扫雷、排雷、布雷等。当时的教官都是国民党的起义军官，器材除一部分是苏联支援的以外，大部分都是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的。

当时大家对国民党的起义军官都不太尊重，而且我们年龄差别也比较大，他们都30多岁了，我们才十七八岁。这些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特种兵大队长洪儒青，他是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是炮兵，相当有军人风度。他是湖北人，个子不高，声音却很洪亮，在3000人的大操场上讲话，没有麦克风，最后一排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另外还有一个是孔从洲，陕西人，他起义较洪儒青要早，后来是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也是毛泽东的儿女亲家，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女李敏嫁给了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他们都是标准的军人，要求很严，一丝不苟。从戴帽子、穿衣服和打绑腿就能看得出来。我们那时当兵都要打绑腿，有些老兵的绑腿打得非常漂亮。绑腿打不好的话，跑两步就散了，会拖好几米长。

入学半年后我就进军西南了。解放初期有个群体叫西南服务团，主要是到新解放区做地方工作，建立政权。他们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的，要征粮、减租、建立政权，这些都和地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服务团很多青年就牺牲了。而我们是部队系统，主要负责剿匪，虽然也要征粮建政，但因为是武装部队，所以情况稍好一些。当时我们所说的土匪，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潜伏特务和地方帮会组织。四川有袍哥会（即哥老会），平时这些人穿长袍大褂，头上裹一块帕子，白天拿个锄头在田里锄地，身上都带枪，对老百姓稍不如意，他们就拿枪打。一旦发生冲突，他们便跑到山上，因为他们熟悉地形，很难抓。国民党的起义部队也会发生哗变，有的甚至把党代表放在锅里煮，可见当时的斗争很残酷。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大多不过十七八岁，大一点的也就20岁。当时的土匪，专打我们这些戴八一帽徽的娃娃兵。我的一个战友叫承培忠，就是被土匪抓去后用刺刀捅，最后被活埋了。不过当时老兵一般都在第一线，保护我们。

我们进军西南是从南京乘火车出发，到武汉下火车后改为步行，一路向西走到宜昌。春节前，天寒地冻，我们这些学生军背着背包，扛着枪，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伙食，一路走一路摔跤，有时走得累了，会跌到坑里去，还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路上有先遣部队在前面走，帮我们安排好房子，一家住若干个班。当地老百姓支援，把稻草铺好，有的老百姓还把门板也准备好。我们纪律很严，老百姓的门板都不动，铺点稻草就行了。一路上没什么好东西吃。孝感一带冬天还能在农民家里买到萝卜，司务长就给大家烧一大锅萝卜，稍微放点盐，也没有什么油，再烧一锅饭。那时候大家饥不择食，也不管饭烧得熟不熟，只管吃。行军路上脚起泡了，晚上连里的指导员和队上的医生就给我们挑挑水泡，洗洗脚就睡着了。

到了宜昌以后就上船沿江而上，到三峡时有土匪在山上往下扔手榴弹、打枪。首长命令我们不准出舱，结果一路上就躲在船舱里，三峡风光也没有看到。不过船舱里的第一顿饭，买了半头猪，吃的是红烧肉和大米饭。那时每个人都带一个搪瓷行军碗，我们班一个山东的大个子吃了12碗，我也吃了五六碗。到了万县正好是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我们就在万县庆祝签约，又买了半头猪和一块大糖饼，煮红糖稀饭改善生活。这一路上风风雨雨，衣服里全是虱子，到了万县后司务长就叫伙夫烧了几大锅水，让大家把衣服脱下来烫烫，抹抹澡。棉衣都脏得不得了，也没得换，大家就刷刷。

从万县一路向西仍然是在船舱中，到了重庆，就住在渣滓洞附近，补充一下粮食，很快又出发，沿成渝公路往西北走。这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哥老会的袭击，他们相信刀枪不入，全都赤裸上身，穿一条短裤，一手拿火炬，一手拿大刀。在晚上的时候，他们袭击了我们的汽车和住处。首长命令我们不许开枪，但要自卫，尤其要把车子保护好，那些嘎斯车是苏联支援的，我们不会造，要是给破坏了，我们就无法前行。从重庆往前就到了永川，在永川哥老会又夜袭了我们的营地。永川再往前就是简阳，我们在简阳停下来接受任务，参与征粮建政的工作，开始参加公审会。当时受公审的主要是身上有血案的人，为了平民愤，当地政府要求把他们遣回原籍公审。公审一批就要杀一批，我们一开始看到枪毙人还有点害怕。后来我参加了一段时间押送犯人回原籍监狱的工作。上级把一部分犯人交给我，团部又派了一个干事帮助指导，我们坐了两辆嘎斯车就上路了。一路上战士坐在两边，犯人戴着脚镣手铐坐在中间，不能说话，也不能乱动。到了一个犯人的原籍所在地便验明正身，将原籍是此地的犯人交给监狱，拿到收条就算送到一个犯人。我们到成都时已经是傍晚了，车子停在监狱门口，战士们荷枪实弹，并带着枪刺，一下来老百姓以为是枪毙人，就一下子围了上来，经过我们再三解释，围观的人才退去，我们赶紧将犯人送到监狱，拿了收条，办好交接手续，总算有惊无险。直到把最后一名犯人送到宜宾，我们才长舒了一口气。宜宾产好酒五粮液，当时五粮液不像现在这么贵，宜宾的小饭馆里散装的五粮液都物美价廉，我们也能买得起，就买点酒给战士们喝，大家也算是吃了一顿饱饭。

简阳再往西走就到了邛崃，新津、邛崃这两个地方是土匪窝。那些土匪白天不出来，晚上就偷袭营地，时不时丢下一块石头来，有时还丢下一只手来，制造恐怖气氛。当时张国华率领的第18军第54师驻扎在这个地方，被这些土匪打死了不少。我们到这里就是配合他们，后来他们接到进藏的任务，我们也就跟他们一块走了。

我们进军西藏，到了泸定就停下来了，因为部队没办法通过铁索桥，重武器装备更是不行，急需架一座永固型的钢筋水泥桥。造桥首先要做桥墩，做桥墩就要开山开路、准备施工场地，这样我们就在泸定住下了。铁索桥的铁索十分粗大，像麻花一样一个一个拧在一起，大渡河水流湍急，离很远就可以听到像刮大风一样的水声。过桥时，队长要求我们前后间隔5米，小心慢步，结果过桥时还是剧烈晃动，一匹骡子因受惊跌入河里，大家只好趴在桥面的木板上，控制桥的晃动。在泸定我们住在藏民家里，但不能在别人家里吃喝，就上山打野猪、砍柴。我们早晨上山，晚上摸黑回来，经常挂彩，因为往下拖木柴的时候不好控制，一不小心就会把人撞倒，后来做多了才慢慢有了经验。

从泸定回来后就到了大邑县安仁镇，这里有刘湘的公馆，深宅大院，门槛很高，跨门槛时不少人摔跤。在这里我们就算从二野军大毕业了，毕业后我被分到工兵12团，对外番号为107团，不久就开始抗美援朝了。

朝鲜战场：风雨同舟异国情

我现在对朝鲜战场上的那段生活仍然很怀念，一个原因就是战士们不怕死的精神非常感人。其实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是会怕死的。但到了朝鲜之后，天上是美国飞机的不断轰炸扫射，地上又是炮火连天，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功夫去想什么生死问题。另一方面，当时杀敌立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光荣，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国内大环境使然，从朝鲜战场回国的战斗英雄都戴着大红花作报告，并接受首长的嘉奖。收到的家信也都说不要牵挂家乡，要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这些无疑都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从二野军大毕业后，我们从四川出发在武汉休整换装，换成志愿军的服装，八一帽徽和解放军的胸章都要去掉，水壶上的八一军徽也要刮掉，说是不准有解放军的标记，因为志愿军是民间的，不是政府组织的。去往朝鲜的路上有专门的运兵车，就是一列列火车。我们团的军车很长，挂了两节客车车厢，一节是团指挥部的，一节是医疗车，其他都是铁皮的闷罐子车，地上铺一层稻草，门边摆上尿桶。上车后，把小背包解开，简单的被褥一铺就行了。那个稻草还是很软的，现在我还开玩笑说我们是最早坐上软卧的。当时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能问，连长只说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一出山海关，我们就知道是往东北去的，再往后越走越冷，到了锦州时，毛靴和裹脚布都冻得粘到一起了，毛靴的毛也冻得硬邦邦的。

我的职务是排长，负责带兵。原来在学校学习的工兵知识，像架桥、渡河、排雷、扫雷、爆破也就派上了用场。我们当时基本上是白天躲在洞中睡觉，晚上出动。白天美国人占优势，他们的飞机天一亮就炸桥梁、铁路、公路，晚上我们才敢行动。但很多紧急情况下，比如说重要的道路桥梁被破坏了，我们就要马上抢修，白天也要去。一般我们去抢修的时候，所属的部队都会派一个高炮连给予保护，但这个保护毕竟有限，不可能将炸弹拦住，所以也就会有牺牲。平日休整时，文化教员会给大家上文化课。战士们大部分是农家子弟，没什么文化，没事就喜欢哼几句川戏，有时候还开开联欢会，都是在山洞中。除了娱乐，有时候我们也有防空任务，敌机飞得低的时候也要打，把机枪架出去打飞机是要有牺牲精神的。

我们工兵是技术兵种，首长下了命令要保护好，因此工兵相对牺牲得比较少，我们排牺牲了七八个。我们的作业区是敌人的重点封锁区，重要的桥梁道路，敌人会定时定点轰炸、炮击。我们都有工兵锹，事先挖好简易掩体，分配给大家。敌机来轰炸时，即躲进掩体。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战士不小心，敌机来的时候他却起来换掩体，我当时喊已经没用了，敌机一来就是个俯冲扫射。这个战士牺牲了，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入朝之前，后勤部门就已经准备了大量血衣和血被，有战友牺牲后，就把血衣给他穿上，再裹上血被，有条件的就运到后方，没条件就在战斗结束后集体埋葬。

我们用的武器各国牌子都有，所以我们叫它“万国牌”。像我们一个连，步枪就有俄国造的三九式、国民党时期巩县造的中正式步枪，机枪有捷克式，冲锋枪有加拿大式、美国的三零式，手枪有德国的毛瑟、美国的柯尔特、日本的“王八盒子”和苏联的七星。这些枪口径不一样，所以弹药补充就很困难，一种枪要一种子弹，有时候子弹没了，枪就没用了。美军和朝鲜人民军都是美式、苏式装备，所以一开始连朝鲜人民军都瞧不起我们。我们没有飞机，坦克大炮也不多，跟美国打仗，装备差得很远。

当时志愿军邮政通信的编码叫“钢铁战士”，按照这4个字编制邮箱。志愿军总部的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使用“钢”字信箱，兵团使用“铁”字信箱，野战军使用“战”字信箱，铁道兵、特种兵使用“士”字信箱。我的地址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钢”字信箱9350号工兵12团3营9连。我有时会收到父母和姨妈寄来的信，收信的频率也不固定，有时候因为美国人把交通线炸坏了，很长时间都没信来。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以后，差不多沿重要的铁路线每五六米每半个小时就要丢一颗炸弹，他十分擅长绞杀战，我们没有空中优势。

我们运来的东西主要存放在山里的兵站，美国人甚至可以把我们的兵站毁掉。我们的伙食是有了就吃，没有就挨饿。补给线通畅的情况下一般就吃炒面，就是大米面、糯米面、玉米面掺和在一起，加点糖、黄油、奶油之类的炒一炒。这种炒面运到前线时都是干的，用开水泡一下，一发就是一大碗。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没有开水，就只能干吃，吃到后来嘴唇都破了，舌头也发涩。压缩饼干也是这样的，所以有时我们即使肚子饿也不敢吃。偶尔还会运一些罐头来，有一次还运来一些白酒，每人发两瓶，让大家喝了御寒。但我们在交通壕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喝点酒其实没多大用，就是分散点注意力。此外我们会吃一些缴获的美军物资，像午餐盒、早餐盒之类的。他们比我们吃得讲究多了，午餐每人一个罐头、几片面包、几块巧克力，还有巡回供应车，想喝咖啡就到车上喝。那时候我们觉得美国人真是享受，喝着热咖啡和热啤酒，每人还有一小包骆驼香烟，5支烟配5根火柴。

1953年停战协定签完后，根据金日成的要求，志愿军两个团进驻平壤，一个团负责平壤的纠察工作，帮助维持秩序；我们这个工兵团就帮助他们恢复建设，主要是协助专业人员恢复金日成广场的朝鲜内阁办公厅综合大厦。因为我们不是专门的建筑工，造房子不行，于是就从东北调了一批专业工人。这批专业工人跟我们关系处得很好，他们主导，我们配合。另外大同江上连接东西平壤的铁桥也被美军炸毁了，我们也承担了恢复大同江铁桥的工作。我们当时就住在还没修好的朝鲜内阁办公厅综合大厦里，自己想办法弄点门板和铺板，盖个房顶，冬天冷就请东北师傅帮我们修个防风墙。在这期间，金日成来视察过两次，他讲着一口流利的吉林话，跟战士们聊聊天，说一些感谢的话。联合国的中立国监察小组也来监察过，主要由瑞士、瑞典、捷克和波兰等中立国的军官组成。这些军官穿的服装十分讲究，都是毛料的衣裳，看到我们的棉衣很惊讶，他们不知道棉花还可以做衣服。他们的监察很严格，包括武器弹药和人员都要核查。

1955年8月15日，平壤举行庆祝解放5周年大会，和纪念停战活动一起举办。朝鲜方面和志愿军总部联合搞了个规模很大的中朝人民三年战绩展览，包括所有军队的番号、人员、伤亡数、被俘数，还有缴获的武器、弹药、旗帜和私人配枪。这个展览搞得很不错，有很多图表和数字。此外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阅兵式，8月14日晚上彩排，因为我们就住在广场旁的楼里，就跑去看了。彩排是朝鲜人民军次帅崔庸健主持的，规模很大，没有鞭炮就用探照灯、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代替，五颜六色的，毫不逊色。第二天凌晨广场就戒严了，5点钟左右受阅部队就开始入场，先是步兵方阵，然后是特种兵，最后就是空军。广场两边的路上站的都是人。记得当时我们有3个战士站到主席台上去看金日成，结果被首长叫回来批评了一顿。

我们的战士当时也让人不省心。刚从前线下来，有以功臣自居的心态，有些伤兵看电影不买票，别人叫志愿军同志买票，他们就拿拐杖打别人。志愿军领导机关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加强教育，要刹一刹这个风气。我当时跟连队里的文化教员起冲突，正好身上带着枪，就吓唬他说要枪毙他。结果他报告给指导员，指导员又报告给连部，最后给我定了一个“军阀主义”的错误，也给了警告处分，让我辞去排长职务到营部反省。不久，领导就把处分撤销了，说我态度很好，让我到营部当参谋，我说我喜欢回连队，就又回连队当排长。

我们和朝鲜方面在有些问题上还是有分歧的，比如，他们的军官打士兵，我们就很看不惯，但不能说，因为领导要求我们和友军要绝对搞好关系。他们饭不够了，我们就弄一些高粱米给他们吃。朝鲜过建军节的时候，他们每个连队发一头牛，朝鲜人杀牛是拿一根大木槌将牛打昏后再杀，为了表示友好还给我们送了一点，被我们首长婉言拒绝了。

1955年的时候，我的胃病越来越严重，长期住院吃病号饭，所谓病号饭就是下碗面条放个鸡蛋。后来我的胃实在不行了，就复员回国了。

南京大学：战士到学者的转身

我刚从战场回国，一听到中国的小孩讲话就兴奋，在朝鲜3年，没有听过中国小孩讲话。到了位于吉林的志愿军后方基地，就能睡上干净的床铺，中午和晚上都是4菜1汤、白面馒头、白米饭，这种伙食在朝鲜是不敢想象的。当时还第一次喝到了苏联的格瓦斯饮料。另外，回国后再也听不到枪炮声了，这种悠闲的感觉相当强烈。

我复员的时候，首长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服从组织分配，首长就说你还年轻，去上学吧。那时有个调干生制度，部队开的证明相当于高中学历，不然我是考不上的。当时我填的志愿不止一所学校，专业也不止一个，除了历史我还填了中文和新闻，接到的录取通知书就是南京大学历史系。

1950年代的南京，只有公共汽车、三轮车和少量的马车。女人们就穿苏联进口的花布，男人时髦一点的就穿的确良，再好一点的就是买一条呢裤子。主食、柴米油盐、蔬菜肉类都不缺，只是副食品没有现在这么多，尤其是零食，街上都是传统的小店。烧煤按计划供应，家家都存了一些煤。因为烧煤炉的缘故，蒸饭十分麻烦，把饭放到炉子上以后，要用筷子扎几个眼，让它冒气均匀受热。每天到了一定时间，就有一匹瘦马拉着一个橡皮轮子的煤车，由马夫牵着，大家就排队倒煤灰，女同志怕落上煤灰还在头上包个布手帕。车来了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倒，迟了车就满了。当初南京有几家电影院，主要放的是苏联电影，走廊里也都是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剧场不多，梅兰芳等名角也会来表演，8块钱一张票，这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天文数字。后来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来，2块钱一张票对我来说也是很贵的，但我咬咬牙还是去看了。大学的生活很简单，能有一部脚踏车或是一部收音机就很满意了，夏天热了都是靠扇子，电扇想都不敢想，一到晚上宿舍里一片木屐声。当时我作为调干生，一个月有24块钱津贴，学校里伙食费大概一个月七八块钱，早上5分钱一碟肉松小菜，中午2毛5分钱一个青菜狮子头就觉得很好了，也不能经常吃。来学校访问的专家以东欧的居多，像苏联的、阿尔巴尼亚的等，基本都是东方阵营的。

我是1955级学生，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历史系人数最多的一届，有50多个人，分3个班学习。系主任是韩儒林，教历史文选，是个很慈祥的老人，一口河南话，对人非常诚恳，做学问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陈恭禄也给我们上历史文选，其实他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那时候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说他那本《中国近代史》是“封资修”的。世界古代史是王绳祖给我们上，他一口流利的英文，一副绅士风度，每次都夹个大皮包进课堂。世界中世纪史是蒋孟引教的，他人胖胖的，嗓门也大，一口湖南腔，上课非常认真。他是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学问底子很厚，他自己跑图书馆，将有关英国史的著作搜集起来，然后到教研室上架，将教研室变成了一个小型图书馆。讲中国近代史的是王栻，他口才很好，讲课生动，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尤其是讲起袁世凯来神采飞扬。老先生一顿能吃几笼包子，十几个鸡蛋。

那时生活简单，人与人的关系也单纯。

[本文口述者张树栋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由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历史计划工作组之宋逸炜、武黎嵩、舒之仪、包锦涛、田雪娟采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