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的现实性与易处理性之间的权衡

摘 要：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大争论，包括萨缪尔森、西蒙、纳格尔在内的众多知名学者都直接参与了该论战。时至今日，经济学界就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已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是对经济学假设应该具备多大程度上的现实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事实上经济学家经常面临着假设的现实性与易处理性的权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在假设的现实性与易处理性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突破点。

关键词：假设；方法论；现实性；实证经济学；易处理性

A Tradeoff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Tractability of a Hypothesis

- A Review of the Debate over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A Tao, ZHENG Hao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The publication of Friedman’s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sparked a debate about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and many famous scholars, including Samuelson, Simon, Nagel, we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debate. Today economists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about the main purpose of economics. To what extent economic hypotheses should bear reality, however，is still in dispute. In fact, economists usually face a tradeoff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tractability of a hypothesis, and innovations in economic theory requires a breakthrough between the two.

Key words：hypothesis; methodology; reality; positive economics; tractability

每一个学科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都会面对许多类似的问题，比如自身的完备性缺失、不同分支之间矛盾的调和以及方法论的选择等。经济学也没有例外，它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三次较大的方法论争论，而其中持续时间最久、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就是由弗里德曼1953年所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下文简称《实证》）所引起的第三次方法论争论。关于这次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较多，而且还吸引了许多哲学家参与进来；在国内，由于大家接触到这个争论时这场争论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哲学领域，故而经济学界内的人关心较少，相关研究成果不多。本文拟结合《实证》的写作背景及相关争论，从假设的真实性与易处理性之间权衡的角度重新思考这一论战，希望能对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实证》的写作背景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了他的开篇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这也被认为是经济学科横空出世的标志。但在之后一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受到追捧的学问，发展速度比较慢，甚至还不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学科，无论是李嘉图（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还是穆勒（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都在经济前面冠以政治这个限定语，而且经济学还面临着当时的历史学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门格尔（Menger）在《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中说道：“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用语，以及他们的方法，在与他们的特殊方法不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1]经济学“小媳妇”的地位显得相当尴尬。

此时，数学刚刚从第二次数学危机中走出，法国著名数学家柯西（Cauchy）与德国的数学家威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各自独立地给出了微积分严密化的方法，微积分成为了一门成熟的数学分支。此外，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发展并流行起来了。这种哲学把人主要看作是生物学上的人，把人作为研究的目标和主体，它对经济学的影响，就是使经济学转向了研究个人及其主观愿望、消费行为等。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借助新的数学工具，英国的杰文斯（Jevons）、瑞士的瓦尔拉（Walras）、奥地利的门格尔（Menger）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学。边际效用学说的产生，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一场“边际革命”，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了现代经济学的新阶段。随后，经过马歇尔（Marshall）的综合，现代经济学的框架体系大致建立，这个体系的根基就是效用极大化理论。

到了20世纪40年代，许多研究者纷纷对边际分析方法提出质疑，在收集并考虑了40年代中期58份企业家的问卷调查之后，勒斯特（Lester）发现现实中企业更多地使用平均成本来定价，而不是按照边际成本的原则进行定价，于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似乎没去追求利润的极大化，由此他陷入了对传统边际主义理论赖以建立的假设的有效性的巨大怀疑中。该调查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经济学者对勒斯特的调查作出回应。麦克拉普（Machlup）首先作出回应，他指出反边际主义者的发现与边际分析是相容的，因为反边际主义者的很多经验发现都可转换成边际主义的语汇。然而麦克拉普对边际主义的辩护只获得了部分成功，他并未成功地证明，新古典理论被应用于对单个企业的行为预测时是否成立。接下来弗里德曼(Friedman)的好友斯蒂格勒（Stigler）也撰文声援麦克拉普。然而他的批驳似乎有点不痛不痒，并没有打中要害，于是弗里德曼亲自披挂上阵，发表了《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引发了长达30年之久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

二、《实证》的主要观点

弗里德曼撰写《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初衷是为了给他心中所敬仰的马歇尔传统做辩护。首先，他引用了约翰•内维尔•凯恩斯的观点，讨论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混淆是无法避免的。他在文中指出：“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正如凯恩斯所说，它要解决的是‘什么是’，而不是‘什么应该是’一类的问题。它的任务是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个一般化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作以正确的预测。”[2]然而反过来，规范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艺术并不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也就是实证经济学是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弗里德曼接下来指出，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或“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他提出，那些真正重要而伟大的假说所包含的“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十分不精确的描述性表达，“一般说来，某一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在上述意义上）就越是脱离现实。”[2]依照弗里德曼的看法，假设是否具有现实性并不是判断一个理论模型是否好的标准，如果这些假设能够帮助我们针对既定的目标提供更好的预测，那么这个理论模型就是好的。在阐述了实证经济学的终极目的与理论的检验标准之后，弗里德曼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的重要特征即是其假设的非现实性。在他看来，新古典的最大化假设被经济学者所接受的原因即是以此为前提的经济理论所导出的结论与现实是基本相符的。他认为，“不恰当地过分重视假设的描述真实性问题”会使我们忽略“考察决定各种假说有效性的限制条件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在弗里德曼眼中，假设是非常重要的。在文章的最后，弗里德曼还倡导经济学研究者要不断创立新的假说。

综上所述，弗里德曼《实证》一文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两条：第一，假说的预测能力是检验假说的唯一判据；第二，某一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就越是超脱现实。根据弗里德曼的想法，理论的预测力是判断一个理论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为了增强理论的预测力，我们必须在假设的真实性上做出退让。然而，我们在假设的真实性方面做出退让之后，我们就可以保证理论的预测力的提高么？答案是不一定的，但这一退让能换来了较大程度的易处理性，经济学家们可以凭借他们丰富的职业经验对假设进行各种修剪以保证较好的预测力。虽然易处理性这一点并未在《实证》中直接提及，但它是弗里德曼《实证》一文中的应有之意，且占据了《实证》一文逻辑结构的核心位置。弗里德曼认为假设的真实性的退让能换来的是易处理性的提高，而易处理性的提高才能保证预测力的增强，进而形成一个好的理论。

三、围绕《实证》一文的争论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发表之后，许多经济学者参与了论战。论证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7到1962年，主要参与者是库普曼斯（Koopmans）、罗特温（Rotwein）、阿加西（Agassi）等；第二个阶段是1963年到1979年，主要参与者是萨缪尔森（Samuelson）、西蒙（Simon）、纳格尔（Nagel）等；第三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7年，主要参与者是波兰德（Boland）、布劳格（Blaug）等。论战的参与者形成了两派，一个是“倒弗派”，包括萨谬尔森（Samuelson）、西蒙(Simon)、库普曼斯（Koopmans）、豪斯曼(Hausman)；另一个是“挺弗派”，包括纳格尔（Nagel）、麦克拉普(Machlup)、波兰德（Boland）、布劳格（Blaug）。1962年，美国经济学会特别邀请了许多学者就弗里德曼《实证》一文召开研讨会。1963年5月，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刊发了纳格尔、萨缪尔森和西蒙的关于弗里德曼的《实证》的评论性文章，这也许是整个争论最为精彩之处。接下来本文结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论文来分析《实证》的主要观点以及矛盾所在。

美国经济学会的研讨会所邀请的学者之中，只有纳格尔是非经济学家，足见其分量之重。纳格尔从一个哲学家的角度对《实证》一文作出了自己的解读。由于在《实证》之中，弗里德曼没有对假设或理论的类型进行区分，甚至他自己也认为理论的“假设”这一概念具有模糊性，于是“挺弗派”往往倾向于把较多的笔墨用在对理论和假设的类型区分上。纳格尔首先对假设的分类问题进行了探讨，然后在假设的非现实性方面帮助弗里德曼列出翔实的理由。在论文的第一部分纳格尔提出，在一个给定的理论体系中，属于理论陈述（statement）可以分为三组：（1）由作为基本陈述的陈述组成，它们经常叫做理论的“假定”；（2）包括这样的陈述，即从第一组陈诉逻辑上演绎为定理（theorems）；（3）这些陈述实际上没有可观察的指向，它们不能根据表述明确定义。然后在此基础上，纳格尔在第二部分提出一个假设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是非真的，并且这一点弗里德曼并没有说明。第一，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精确地描述一个事物，我们只能提到一些这个事物特有的一些特征，然后忽略一些其他的不重要的细节，这样一个假设就会是非真实的。第二，按照一些既有的经验来判断，一些假设可能是错的或者是不可能的，这样也会导致假设的非真。因为假设的真实性都可能有时效性，在过去是真实的假设在现在就未必是真的。弗里德曼在文中指出的“马歇尔假定存在完全竞争，可能曾经有过这种情况。但是很明显，现在情况改变了，我们必须放弃马歇尔的理论”[2]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三，在许多自然科学之中，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通常被表述为理想模型。纳格尔认为，被模式化为理想模型的自然法则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没有用处。纳格尔论述非现实性的前两条理由是显而易见的，纳格尔的出采之处在于提出了第三条理由。总的来说，纳格尔对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赞成的，但是他觉得弗里德曼对自己观点的辩护很无力，所以他对弗里德曼的文章也只是批判的肯定。

萨缪尔森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认为“纳格尔的态度太温和，而且认为纳格尔也没法使自己相信弗里德曼的那套特殊而且与众不同的方法论，相反，他似乎抛弃了可能被称作‘F扭曲’的理论”。[3]萨缪尔森把弗里德曼的非现实性原则概括为F扭曲，他对F扭曲定义如下：“如果由理论得到的结果在有用的近似值范围之内，即从经验上说是有效的，那么该理论就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本身或其假定的非现实性与理论的有效性和理论的价值无关。F扭曲甚至认为，如果不用比现实本身更简单的事物来解释复杂的现实，就会收效甚微，因此，理论内容及其假定与现实不符是理论的优点。”[3]萨缪尔森认为，弗里德曼的上述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从不精确的角度看，非现实性即使在可容忍的范围内，也一定是该理论或假设的缺点。不精确往往比其他的缺点更糟，违背经验科学的过错比别的过错更严重，而不是说错是缺点，小错等于没错。

本来弗里德曼的论文篇幅浩大，又经过几度修改而成的，难免显得些许杂糅，逻辑结构不是太清晰，加之文章例证颇多，涉及好几个学科，让评论者显得无所适从，不知从何处下刀，但“F扭曲”的提出为后继的评论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靶，成功地把火力吸引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萨缪尔森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F扭曲进行批驳。萨缪尔森用三个集合ABC分别代表假设条件、理论本身和经验结果。F扭曲的意思即是C的现实性很重要，即使A、B在经验上不成立，若C在经验上有效，那么B就重要。进一步，萨缪尔森提出，若C是B的结果的完全集合，那么C和B实际上是相同的集合。再令C—为B的结果的一部分，显然有C—C,我们再令A+为A、B、C、C—的集合，得出C—C≡B≡AA+。他认为前提、理论和推论之间存在一种等价与相互蕴含的关系，因此如果前提中存在虚假内容，那么这些虚假内容必然会波及理论及其推论。萨缪尔森认为，显然我们仅仅从理论的部分预测结果也就是C—的正确性无法推出整个理论的有效性。

西蒙是和萨缪尔森站在同一战线的，他也对弗里德曼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弗里德曼的观点，只是把萨缪尔森的“F扭曲”称作“非现实性原则”。与萨缪尔森想法类似，他也借用逻辑的方法指出了《实证》一文的矛盾。他用X表示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Y表示企业家能够并且确实做出了计算，以确定利润最大化的行动过程；Z表示价格和交易量，这些是可以观察的，它们处在最大化市场中的厂商的利润水平上面。弗里德曼宣称，只要Z正确，X、Y的真假就无关紧要。而之前萨缪尔森的工作已经证明了，用Z的有效性来支持X和Y的有效性，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进一步，西蒙指出，用X和Y做前提，Z做结论，“这种构建符合我们普遍的、也许是固有的解释概念。我们以微观现象（辅之以加总定律）——行为人组成的市场——来解释宏观现象。”[3]。西蒙强调了一个一直以来被大家忽视的一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应当符合我们经济学理论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传统和习惯。也就是，我们总是用微观来解释宏观，而不是用宏观来解释微观。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宏观经济学越来越强调微观基础，无论是卢卡斯（Lucas）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还是普雷斯科特（Prescott）与基德兰德（Kydland）的真实周期理论都把微观基础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西蒙还指出，人们过于关注弗里德曼的“非现实性原则”的逻辑错误，以至于忽略了命题Z实际上可能是在经验上不可验证，也就是企业是否处于利润最大化点上是很难被观察到的，相关的检验方法也尚未提出，我们无法得知真正的最优点在何处。进一步，西蒙认为，就算Z是个有效的理论，许多大量的数据也表明Y是有问题的，而弗里德曼的“非现实原则”的首要目标就是去拯救Y。西蒙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来解决这个困难，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观察来发现和检验真实的命题以替代原有的X和Y，也就是我们可以用近似连续性的方法来替代“非现实性原则”。

接下来，西蒙也对弗里德曼的真空假设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当伽利略提出不现实假设时，他会感到不安么？我认为他不会，因为他确实是对完全真空下的行为感兴趣，这不是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全的真空，而是因为真实世界里的某些状况与完全真空足够近似，从而使他的假设富有意义。”[3]西蒙认为，假设的真实性是一种动态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逐步逼近。他提出用近似连续性原则来替代非现实原则：如果真实世界的情况与理想类型的假设足够近似，那么这些假设的推论也会近似于正确。

四、对《实证》争论的评论

总的来说，1963年美国经济评论所刊发的《实证》的三篇评论性论文对于弗里德曼的观点表现出三种态度。

第一种是纳格尔的肯定的态度，然而他为弗里德曼辩护的最重要的论点“被模式化为理想模型的自然法则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没有用处”与弗里德曼文章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冲突。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一个理论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它能否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如果理想化的模型在预测方面做得很成功，理想化当然可以成为假设的非现实性的一个重要理由。但令人失望的是，理想化的模型往往在预测方面表现得相对糟糕。这样一来，在弗里德曼的《实证》框架体系内让理想化作为假设的非现实性的理由就显得有些牵强。例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Akerlof）在2007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讲上提到的宏观经济学的五大中性理论：投资与当期利润无关（MM定理）、税收与财政赤字对刺激消费等价（李嘉图等价）、长期中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无关（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货币政策对稳定产出的无效性（理性预期假说）、消费与即期收入无关（LC－PIH理论），这五大中性定理都是典型的理论化模型，他们的假设都是非常不现实的。诚然，这些模型作为改善现实的参考标准（benchmark）意义重大，然而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学研究表明五大中性定理在实证上都站不住脚。法扎里（Fazzari，1988）通过实证证明了企业的投资决策与现金流有着莫大的关系，也就是宣告了MM定理在实证上的失败；几乎在同时，安德森里（Andereoni，1989）验证了父辈对后代的赠予会对自己产生正的效用，从而李嘉图等价在实证上也站不住脚；罗森伯格（Rosenberg，1982）证实了长期通胀率与失业率是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的，这样一来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就与现实不一致；克里斯蒂娜•罗默和大卫•罗默（Christina and David Romer，1989）证实了如果预期到的货币冲击是中性的话，冲击将会对产出有一个长时期滞后的影响；而LC-PIH理论也面临了类似的实证尴尬，坎贝尔和曼昆（Compell，Mankiw，1989）的研究表明实际的消费函数与即期收入有着莫大的关系。至此，五大中性定理在实证上都被颠覆了。正如阿克洛夫所说，“每个中性结论都基于这个假设：所有决策者都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但是每个中性结论中，效用函数都被定义得很窄”[4]，这样导致它们在预测方面表现不佳，就相当于我们把一棵参天大树的树叶都剪掉之后，接着砍断了它的侧枝，这样固然能帮助较好地把握最主要的问题，但是修剪过度就导致整幅图景显得过于苍凉，我们想看到的一些承载在侧枝上的信息也被裁剪掉了。以上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要在假设的真实性与易处理性之间做好适当的权衡。正如罗宾逊夫人所言：“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需要提出两个问题，它们易于处理么？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么？较通常的是，一种假定是可处理的，而另一种则是现实的。”[5]如果假设的现实性丧失太多，即便是得到了很大的易处理性，理论的预测力不再会持续上升。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市场上最畅销的中国地图的比例尺是在一比四百三十万左右，它不会粗略到一比一千万，这样会使我们丧失太多的信息；它也不会精细到一比一百万，这样的地图不方便查看。经济理论的目的就类似于为真实的世界描绘一幅缩略图，显然对这幅图的比例尺之把握非常重要。换言之，假设的现实性并不是完全不可让步的，然而让步所换得的易处理性要经得起实际预测的检验，这样的让步才值得，这样才算我们在假设的现实性与易处理性之间作出了好的权衡。

另一种是类似于萨缪尔森的批评态度——全盘的否定。萨缪尔森试图以一种公理化的方法来指出弗里德曼的逻辑矛盾，但是这种公理化的证明显然也会遭到人的诟病，因为大部分经济理论不完全是公理化的，并不具有简单的逻辑结构。正如布劳格所言：“萨缪尔森对‘F扭曲’的错误的证明，看起来只是参考了理论作为组织我们思想的分析性编档体系这个正式的作用，而没有参考理论对现实进行解释这个重要作用。”[6]事实上萨缪尔森此时正坚定地支持描述主义，并且认为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而非解释。很明显萨缪尔森走向了另一种极端，他认为好的理论，假设不可能非真，而且不需要预测，他认为我们的目标就是画出一幅一比一的地图，他所要的是完完全全的真实性，不需要留下一丝一毫的易处理性。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界就经济理论的基本任务已经达成共识，就是兼顾解释和预测功能。而萨缪尔森把这两个重要功能都抛弃了，转而去强调一种客观的描述性功能，必然就招致潮水般的批评。①[注：①萨谬尔森和弗里德曼关于经济学的功能是预测还是描述的争论，可参见马涛 张洋：《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解释还是预测》《上海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4期，另见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09年9期。就像布劳格指出的那样，“这留给大多数论战者这样的感觉：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可能是要不得的，但是萨缪尔森的新方法论更糟，因为它为站得住脚而过于谨慎，结果成为一个胆小的工具主义观点。”[6]128

第三种即是类似于西蒙的折中态度。对西蒙而言，理论假说的现实性永远是科学家应该追求的目标，他实际上在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之间做了很好的折中。弗里德曼过分强调非现实性，这样的假设可以非常好处理，方便我们做出很好的预测，这样就走向了一个极端；而萨缪尔森却要求假设要有近乎百分百的现实性，很难进行任何处理，甚至按照萨缪尔森的观点，我们无权进行任何处理，这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西蒙居中调和，认为一步做到真实是很困难的，那样会导致我们很难做出什么处理，所以近似的真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完全的真实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虽然这个目标在短期内有点遥不可及。在西蒙之前，库普曼斯与罗特温也试图进行调和，但是西蒙的调和更加让人信服，他在肯定了弗里德曼的基本观点的同时，也没有将萨缪尔森的想法完全否定。与很多折中主义者不同，他提出求真应当是经济科学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短期而言弗里德曼的观点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长期的角逐中获胜的还将是萨缪尔森。

随着辩论的逐渐展开和深入，参与者越来越倾向于走中间路线，他们既不愿意表现出类似于纳格尔的完全的褒扬，即对假设的易处理性给予很高的地位；也不愿意显露出类似于萨缪尔森的完全否定，即对假设的现实性给予很高的权重；他们更愿意的是在假设的易处理性与现实性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折中，这样可以既让自己的观点更加站得住脚，更加与经济理论的现实发展相符，又可以让自己免遭非议。

但是，如果经济学家总是在既有的框架下作出权衡，经济理论的发展往往会止步不前，于是经济学家期望能在假设的易处理性与现实性两个方向寻求权衡和突破。经济学假设的可处理性基本是相对于经济学研究者所掌握的工具而言的，为了能够在保证既有的现实性基础上寻求更大程度的易处理性，经济学家不得不努力地丰富自己的工具箱。一方面，近三十年来，计量工具广泛而深入的使用大大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克莱因（Klein）、哈维默（Haavelmo）、麦克法登（McFadden）、赫克曼（Heckman）和格兰杰（Granger）先后因在计量经济学的突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计量经济学近乎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偏爱的一个经济学分支。计量工具的不断更新也让许多复杂的假设有了更强的易处理性，虽然在这一过程之中经济学假设的现实性并没有退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扩展，但是假设的易处理性却取得了突破，而且这一突破能让经济学家们把理论的全貌更为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纳尔逊（Nelson）和温特（Winter）等创立的演化经济学蓬勃发展。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太脱离现实，故而他们希望自己的理论假设能够更加贴近现实，但是更加现实就意味着易处理性的降低，于是他们引入了混沌理论、耗散结构理论、量子力学理论和计算机处理技术等来应对由于对假设现实性的过分追求而带来的处理上的麻烦。也正是因为工具箱的丰富，演化经济学家们在处理一些非常逼近现实的假设时也显得游刃有余。这样一来，演化经济学家通过引入新的框架和工具，经济学假设的易处理性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减损，但是经济学假设的现实性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不过身为演化经济学家的维特（Witt）也曾说过，“环境的变化与真正的新事物的出现，从本质上是非规则和不可测的”。[7]这样一来，演化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环境的变化和新事物的出现等因素很难被融入到正式的模型中，也就是说工具箱的丰富并不能让我们为所欲为，要想完完全全地贴近现实世界也就是要画出一幅一比一的地图，现在来说还是很困难的。

总的来说，在对大多数经济学假设的处理上，在面临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处境之时，经济学家们能够做好的只能是在假设的现实性与易处理性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当然，这个切入点随着时间的推进，必然是朝向现实性那一边的，也就是我们在强调现实性与易处理性的权衡之时万万不可忘却西蒙的箴言：“假设的非现实性并不是科学理论的优点，它是必要的缺点，是由于科学家的有限计算能力而导致的必要让步。”[3]231-236也就是我们在计算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非现实性降到最低，计量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即是经济学家们在压缩假设的非现实性上作出的努力。追求假设的现实性应当是经济学家的终极目标，求真也是所有科学的终极目标。同时，经济学所描述和解释的现实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经济学的前提假定、约束条件和研究方法也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故而我们所追求的现实应当是一种动态的现实，一种富有可处理性的现实，唯有如此，在此现实的基础上发展出的理论才能够更好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参考文献：

[1]门格尔.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序言[M]//[英]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16页注.

[2]Friedman M.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 // Friedman 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3: 3-43.

[3]Herbert S, Samuelson P. Problems of methodology - Discussion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63, 53(2): 227-236.

[4]Akerlof G. The Missing Motivation in Macroeconomic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1): 3-36.

[5][美]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盛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1.

[6][美]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黎明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24.

[7]Witt U. Evolutionary economics：some principles [M] // Witt U. Evolution in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Berlin：Springer-Verlag, 1993, 1-16.

责任编辑：叶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