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再勘与价值重估

摘要：新时代，全球遭遇金融危机和逆全球化运动，世界历史的根基存在被掏空的风险，理论界纷纷反思人类发展方式的弊端。从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出发，挖掘世界历史的内涵和新世界观。在当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唤醒国家情怀和民族意识的理论担当和文化自觉，是分析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战等问题的重要工具，能够为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提供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是民族国家改革开放从而走向世界历史舞台的合法性证明。中国应该从新时代发展观的高度思考和认识改革开放问题，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精神要义、思想力量和方法论推动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坐标和新征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和引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唯物史观;交往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9）04-0059-13

一、引 言

自从资本开创“世界历史”以来，时代主题几度更迭，先后经历了革命与战争、和平与发展两个时代，当前已经进入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相融合的新时代。在新时代，全球遭遇金融危机和逆全球化运动，中国却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东方雄狮的觉醒与旷日持久的“颜色革命”、挥之不去的ISIS梦魇、欧盟内部分歧加剧至英国脱欧、美国保守主义内政外交、“丛林法则”思维定势等图景形成鲜明对比。当前，全球形势急速右转，世界历史的根基存在被掏空的风险。理论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热潮，纷纷反思人类发展方式的弊端。

面对这一情势，中国放眼世界，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话语与东方智慧，这一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可以断言，“今天，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全球化的升级，这种升级的内核和动力来自于对西方主义‘#2.0’时代的反抗，也来自于对自身文化‘#1.0’时代的批判，但终究都是一种扬弃，共同走向新的‘#3.0时代’——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融合。”周峰：《“#3.0时代”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国际观察》，2015年第1期，第37-48页。那么，“#3.0时代”何以可能？又有哪些对中国有益的启迪？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实践向度提供感性的素材，更需要理论向度的持续回应。本文选择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这一经典著作出发，重新审视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与意义，理性回应特殊主义情结及其迷茫。

二、世界历史的界定与特征

（一）世界历史的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在被提出后较长时间内并未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光辉思想逐渐走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界。如今，关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可谓规模空前、硕果累累，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这一思想愈发显现出其理论魅力，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套理论始终处于开放状态。

有学者撰文指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范畴， 它不是各民族历史的简单的总和， 它是资本主义建立大工业以来各民族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王学川：《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74-128页。“世界历史是18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交往方式的迅猛发展而使世界成为统一整体、统一格局的历史。”景中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概述》，《社会科学动态》，2000年第1期，第22-24页。也有专家认为，“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 不是以往通常的， 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 即整个人类历史， 而是特指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 进入相互依存状态， 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 杨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第30-36页。

另有学者强调，应该肯定资本和市场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历史的逻輯起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表明，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确立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深刻基础，蕴涵着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发展原则和根本的动力机制。因此全面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要求我们考察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这个变革世界的基本力量。”刘敬东、张玲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道路的一个解释框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5-11页。类似的观点还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对全球化进程的阐释是多维度的，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在那个时代，他们就已经谈到了我们今天谈论的各方面的全球化。”“他们要揭示真相，揭示推动全球化的背后主导力量，那就是资本。” 陈培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云梦学刊》，2018年第1期，第1-5页。

尽管上述观点在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当我们重读原著时会发现马克思并非一般性地讨论世界历史，而是有如下三重考虑。

第一，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第一重含义是德意志民族史。必须指出，马克思不仅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同时还是一位德国人，与有“教养的德国人”不同，他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强调民族和德国的观点在马克思的论文中较为普遍。无独有偶，马克思在《形态》中认为，德国的玄想家们曾宣告德国在思想领域中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并将其评价为“一次世界斗争”“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页。并企图“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63页。马克思之所以十分严肃地谈及德国以及乌烟瘴气的德国哲学界，其目的无非是要跳出德国或德意志民族及其思想家一贯的“绝对理性思维”，站在“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来审视德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页。此时的德国正值过渡时期，封建势力腐朽不堪却又不肯落幕，资产阶级有所发展但还不够强大，而在德国以外的世界（比如英国），资产阶级正在全球范围内倾销他们的产品，圈占原料产地，组建殖民地。新航路开辟以来，资本主义崛起，欧洲殖民者、商人和冒险家来到了中国。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页。而英法等国工业革命后，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迫切需要，必须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一方面，按照国民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思想，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英法等国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不满足于简单的经济交往，而是附加了政治诉求，贸易对象国沦为附庸或殖民地。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在此背景下被纳入欧美殖民体系。从英国1840—1842年对华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百余年的时间中，中国先后被英、美、俄、日、法、德、意、奥、比、西、荷等十余个国家逼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被动式地卷入资本开创的“世界历史”。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68页。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已经落后于世界太多，不仅表现在思想和哲学领域（青年黑格尔），还体现在实践上（以费尔巴哈为代表）。比如，“‘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费尔巴哈居然不能正确理解这一论断。就此来看，德国不是代表民族国家的未来而是过去，不是代表世界的历史而是历史中的世界。就这一层面来理解，马克思所谈及的世界历史就有了第一重含义，即德意志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