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诗·诗的史

摘 要：孙毓棠先生创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接近八百行的长诗力作《宝马》，在中国文学史上自有其不能磨灭的意义。《宝马》一度被文学史研究者冷落，但它在发表之初已引起过颇热烈的讨论，七八十年代以来，评述渐多，对于这部被誉为“给中国史诗塑了雏型”的作品，在时代意义、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方面的理解自也越趋全面、深入，然而，《宝马》匀整而灵动、雄浑而舒卷的诗体，及其在节奏形式上跨行、句法、收束、语调的特色，却鲜见针对性的总体分析。这些特点不仅与《宝马》这幅壮阔苍凉的画卷的艺术成就血肉相连，从中也折射出作者的探索经验，并最终指向中国新诗在格律化与散文化、自由化的矛盾中曲折发展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孙毓棠；《宝马》；新诗；长诗；节奏形式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2-0058-12

一、引言

在《宝马》正式刊出的前四期，《大公报·文艺》便预告了将有这首“野心较大的”“历史叙事长诗”的登场。①第322期（1937年4月11日）的《文艺》版，《宝马》密密麻麻的占了一整版篇幅，编者还提醒读者将会发表作者的解说文章和评论家的批评。大约一个月后，孙毓棠的《我怎样写宝马》和冯沅君的《读“宝马”》同时登载。冯沅君称许《宝马》是“新诗中少见的佳作”，对其“丰富的想象力”“雄厚的气魄”表示“欣羡与赞叹”。②同年，戴碧湘撰文从阶级角度指出《宝马》思想的摇摆混乱，但又认为它“音节的雄浑可以说是中国新诗坛上第一次出现的”，“给中国的史诗塑了个雏型”。③堵述初则表示《宝马》不单把握了时代意义，而且“同情的心”“勾摄读者的灵魂”，做到“温柔敦厚”，“空灵的手腕”和“委婉的讽刺”兼备。④这三篇早期的评论可说已对《宝马》的艺术特色作了基本的勾勒。

抗战爆发后，《宝马》基本远离了文学界和批评者的视线，直到司马长风在七十年代撰写《中国新文学史》，才重提《宝马》，而且推崇备至：“字字细致、句句精巧、行行谨严”，“由精美的寸造积成的宏大，所以美不胜收……这是中国传统文艺的独特风格”，“把生硬的资材，赋予血肉灵魂，写成精练的诗。史诗所以特别尊贵，原因在此。‘宝马’特别值得赞颂，原因也在此。”⑤唐湜是另一个努力为《宝马》争取历史地位的诗论家，直言它是“新诗中迄今为止艺术成就最高的史诗型叙事长诗”，⑥又说如果陈敬容的《盈盈集》，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的《汉园集》和《宝马》同时面世，可以“形成中国新诗最富有创造性、最有光彩的高潮”。⑦在《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里，他作出较详细的分析，指《宝马》精彩的片段都是“诗意的立体浮雕”，“丰富而又灵活”的“动态的抒写”。⑧《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在作品部分收入了《宝马》一条，简略地概括了其艺术特色：“场景恢宏，笔墨大开大阖，有史诗意味。”⑨秦弓的文章则强调思想意义方面的深度和复杂性，他又分析了一些《宝马》不被重视的历史和政治原因并总结道：“也许与历史学者深邃的洞察力和超越性的思考有关，‘宝马’宏大的结构与精致的细节所蕴涵的内容极其复杂。这里没有偏激的情绪宣泄，没有单一的歌颂和贬抑，多条线索相互交织，多种色调浑融一体，雄浑苍凉的画卷展示出历史的原生态，但分明已经经过了理性的烛照。”⑩至于对于“结构”与“细节”、种种色调和线索如何在一定艺术形式里得到融贯与表现，文中却未有进一步揭示，正如他说：“至于这部史诗的艺术成就，更有言说不尽的话题”，形式的塑造，同样也是经典重读的一部分。

踏入21世纪，几部新诗史著都对《宝马》投放了较多的注视。《中国现代分体诗歌史》指出它的史诗特质比其他长篇叙事诗更突出，{11}《中国现代叙事诗史》提到主题思想的独造。{12}但真正从孙毓棠新诗创作的整体脉络出发，对《宝马》的形式、语言、技巧作出较详细分析的，则要数沈用大和陆耀东的著述。沈认为孙毓棠诗风靠近闻一多和孙大雨，着重描写和夸饰，好用长句，《宝马》采用西方史诗的无韵长句，“是他的诗艺和历史学识的集中表现，也是他历经新月诗派的锤炼而略显夸饰的特点的辉煌发挥，其在新诗史上的地位由此奠定。”{13}陆耀东说《宝马》“重音节，轻脚韵”，并借助句中偶然的音韵和大体整齐的诗行，“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格律”，{14}又分析了“工笔”与“大笔”画法、描写与抒情的平衡、悬念安排和段尾作用等，可说是历来对《宝马》艺术成就最周密的评论。综上所述，从印象批评到更系统的赏析，对《宝马》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的认识正趋于深入，但有关节奏形式的具体运用及孙毓棠在这方面的探索和演变，则仍欠针对性的探讨。

二、《宝马》节奏形式分析

《宝马》的基本材料和故事骨干来自《史记·大宛列传》中关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的记载。除了“序章”和“尾声”，诗中所述，起于大宛国拒绝汉使换取汗血宝马的要求并杀人夺货，激起武帝下令第一次远征，结于大宛杀王献马，远征的汉军凯旋而归。

《史记》相应段落大致可分为五部分，叙述起来不徐不疾，详略匀整，其中以处于劣势的大宛贵族杀王献马、与汉军谈判定盟一段最细致。《宝马》经过重新剪裁布置，前奏、开展、高潮、尾声前后相继，转接酝酿的理路甚为突出，如同把《大宛列传》里其中一事截出，独立置于舞台上搬演，并赋予新的形式。此形式首先显现为叙事性作品的叙事结构，其次是叙事结构底层的情调的抑扬起伏。但这两方面都只涉及任何叙事性作品的一般特征。要接近《宝马》作为“诗”的核心面貌，则需要进一步深入叙事细节以至诗行的语言结构，才能理解《宝马》既支撑着一个叙事框架，也融贯了更微妙的开合行止的节奏。后者之于《宝马》雄浑苍凉的风格和丰富的感染力，是更关键的元素。如果说叙事框架相当于人体的骨骼肌腱，诗的节奏便是脉搏呼息，有了后者的动力和调节，前者才能举止自如，并做出种种动作。{15}冯沅君也有“骨骼”“肌肉”之喻，但前者喻“史事”，后者喻“想象力”的“铺陈”，又说“雄浑的气魄”像根丝线把史事和铺陈都贯通起来。{16}这种发挥着贯穿作用的雄浑气魄，便是由叙事逻辑的架构和诗的独特节奏共同助成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