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

文章论述西周春秋时期“四夷”之夷、蛮、戎、狄与“四方”之东、南、西、北搭配结合的演进历程，探讨了“四夷”、“四方”间的搭配结合与“五方之民”格局形成的渊源关系。《礼记·王制》提出的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五方之民”格局，是战国人关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的理想与展望；而司马迁《史记》所构建的秦汉国家民族地理格局，才是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现实反映。

关键词：五方之民　民族地理观　民族称谓　地理方位

作者黎小龙，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难于，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地址：重庆市，邮编400715。

《礼记·王制》所述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五方之民”格局，作为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形成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标志，为学界所关注和重视。但对这种思想观念形成的时期，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四夷”之夷、蛮、戎、狄与“四方”之东、南、西、北搭配关系的出现和演变历程，则歧义纷呈。本文拟结合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材料，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探讨。

一、古代民族地理观主要观点之检讨

关于“五方之民”民族地理观的形成和“四夷”与“四方”搭配关系出现的时期，学术界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三种。

二十年前，田继周《先秦民族史》提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了夷(尸)、狄、戎、蛮等字。……这些族称的产生要比这些字的产生早得多。”夏代“‘四夷’的观念不仅可能存在，而且会有所发展。因为夏国和夏族……又认为处于‘天下之中’。既然有中，就有四方，即东西南北。……这是夏称他们为东西南北方‘夷’人的客观基础”。并认为，夏代有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概念和称谓……若从文献记载看来，是存在的。”据以上论述，“四夷”之民族称谓产生于夏代，民族称谓之夷、蛮、戎、狄与地理方位之东、南、西、北的结合也出现于夏代，那么“天下之中”的夏与形成对应关系的“四夷”自然构成了“五方之民”的格局。

在近年中华民族形成史的讨论中，陈连开认为，“春秋战国进一步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合东、南、西、北‘五方之民’”，从而“构成整体格局的政治理想和地理观念”。并明确提出，“在战国以前，夷、蛮、戎、狄并没有配成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春秋强调‘夷夏之防’，至战国已形成‘中国’与‘四夷’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的整体观念”。“这种‘五方之民’统一与配合的模式是从春秋开始萌芽到战国才发展完成的”。

唐嘉弘《春秋时代的戎狄蛮夷》一文云：“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概念，是在战国到西汉时逐渐形成的。”这些概念的形成，“有一历史过程”。此说可追溯到童书业早期发表的《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该文在考订“四夷”与“四方”搭配关系的演变进程中，提出春秋时期“夷、蛮、戎、狄便渐渐与东、南、西、北发生比较固定关系了”。“把夷、戎、狄分配东、西、北的记载，最早的似乎是《墨子》”，《礼记·王制》“五方之民”是汉人沿袭战国时的看法。董万咨近年发表的《古代东方秽与貊研究的再反思》一文承袭童书业说法，进一步明确“五方之民”大一统观念是春秋及秦汉形成，后世史家以这一观念“去描绘夏商周时代的‘四方之民’。……冠以南蛮、西戎、北狄、东夷之贬称。实际夏商周时的周边民族，并没有这等卑贱的族称”。

形成以上分歧的原因，是对先秦文献的分析和早期民族形成历史进程认识的不同。田继周认为，夏既已建国，就形成了夏族，殷墟出土甲骨文中已有“夷、狄、戎、蛮”等字，后来成书的《尚书》、《庄子》，乃至更晚成书的《史记》等传世文献记载了夏代史事及称谓，“这些记载虽都是后人所记的，应有所本”。唐、董、陈三人则强调民族形成的渐进性和阶段性，唐嘉弘更详细论证了先秦时期戎狄蛮夷发展的不稳定性。三人对文献所载的民族地理称谓材料的诠释，主要考虑的是这些称谓所反映的当时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不是对春秋以前，特别是夏商西周民族地理观的追记。但是，他们均限于依据传世文献材料来论述各自的观点，忽略了直观反映殷商西周时期历史实际和思想观念的甲骨文、青铜铭文材料，从而无从探讨春秋以前的民族地理观出现与嬗变的早期现象。童书业的文章曾征引数例甲骨文、金文中地理方位与民族称谓相搭配的实例，但该文主题为考订二者关系的非固定性，以及无序至有序的进程，并未结合民族形成与民族地理观的嬗变，对早期民族地理称谓的演变作系统、深入的讨论。

就以上诸说的共通性而论，最明显的莫过于研究材料的选择和论题的确定。上述论者大多从民族地理称谓材料入手，去研究民族形成的进程和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古代民族称谓和地理方位概念的出现以及它们在各历史时期的传承和演变，无疑是历史时期人们关于民族地理认识的思想观念的直观反映。所以，以古代民族地理称谓材料为其依据，去研究各历史时期民族地理观的状况，应是客观反映历史进程的科学方法。前述诸说的多数学者都认识到古代国家民族地理观形成的渐进性，认同“五方之民”格局地理观念的形成经历了长时期的演进历程。这符合古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具体到抽象，由局部到整体，由单一到系统的认识发展规律。有关“五方之民”格局所反映的相对完整、成熟的关于古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与民族观、地理观，没有长时期的发展演变，是难以达到那样的高度概括与总结的。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需要澄清与明晰的几个基本概念是：古代民族称谓夷、蛮、戎、狄“四夷”和地理方位东、南、西、北“四方”的出现，不可混淆于“四夷”与“四方”搭配结合而成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称谓概念的出现；而“四夷”与“四方”结合的民族地理称谓的出现与完成，不可混淆于“五方之民”格局所反映的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据此，我们需深入探讨的议题有二：其一，从早期民族称谓和地理方位搭配结合的出现，到“五方之民”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历程；其二，“五方之民”格局的提出，是对战国时期国家统一趋势的展望和理想，还是西汉人对秦汉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认识的现实反映。

二、民族称谓与地理方位的搭配结合

中国古代民族地理观念出现的直接依据，就是民族称谓与地理方位的搭配结合，形成不同于前的民族地理称谓和概念。

前述“夏代说”据后世文献的追记与推论，缺乏直接的文献依据。童书业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把民族称谓与地理方位结合的出现追溯到商代，所依据的卜辞见于《殷墟书契后编》下，即《甲骨文合集》32906：“已乙卜，直西佳(唯)妣”，“直北佳(唯)妣”。由于甲骨文中的妣字单写为“匕”，夷字写作“人”，“匕”、“人”极易混淆，故童书业误将上述卜辞释为“叀西佳夷”、“叀北佳夷”，进而认为卜辞中已有方位词与夷字搭配的做法。事实上，这条材料隶定的“夷”乃“妣”字之误，并非民族称谓的“夷”字。同期作为族称的“夷”字凡3例，分见《甲骨文合集》

33038、33039、33112，与童先生引用的“直西佳夷”、“直北佳夷”的“夷”字区别甚彰，并非同字。也就是说，甲骨文中作为族称的“夷”字，并没与地理方位搭配。那么，地理方位的西、北与民族称谓的“夷”在殷商结合的说法，同样缺乏依据。

中国古代民族称谓与地理方位的结合，据现有出土文献材料，见于西周青铜铭文。最早的实例应是周初成王时的“东夷”之称，《方鼎》载：“惟周公于征伐东夷。”至西周晚期厉王《禹鼎》载：“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东夷”之称见于成、昭、穆、厉四王时期的铭文，贯穿了西周前、中、晚各历史时期。足见，地理方位与民族称谓结合的“东夷”之称，不仅出现最早，而且在西周已颇为流行。“南夷”之称，出现于西周中期铭文，穆王《兢卣》云：“惟伯犀夫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此外，“南淮夷”称谓也多见于穆王之后的铭文，如厉王《虢仲盈盖》载：“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西周铭文中，与南方结合的民族地理称谓，集中出现在西周中晚期的穆、厉、宣、幽四王。与这些民族地理称谓相联系的青铜铭文的内容，大多记载西周王朝对“东夷”、“南夷”、“南淮夷”的征伐。铭文所记的王事征战反映，西周与“东夷”的战争，从周初周公东征平叛始，时断时续，直至晚期，与西周王朝的兴亡相始终。周与“南夷”、“南淮夷”的征战，则主要集中于西周中晚期。此外，西周王朝与西北猃狁的战争在西周晚期也至为激烈。猃狁在后世的文献中，或称“西戎”，或称“北蛮”，但在铭文中则专称“猃狁”，并不与地理方位相结合，如厉王时《多友鼎》载：“唯十月，用猃狁方兴。”此外，宣王时《兮甲盘》、《虢季子白盘》、《不簋》、卌二年《速鼎》数器对周与猃狁惨烈的战争亦有所记录，均专称“猃狁”，而不与北、西地理方位联系。

西周铜器铭文中，“东夷”、“南夷”、“南淮夷”之称凡十余例，足见东、南二方位与民族称谓的结合最晚也出现于西周，并成为当时颇为流行的特定的民族地理称谓。北、西二方位与民族称谓的结合，不见于春秋之前的出土文献，与东、南二方形成极大的反差。《诗经·小雅》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赫赫南仲，猃狁于夷。”童书业将此“西戎”与西周的猃狁加以联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认为，“在这首诗中，‘西戎’这个词是作为猃狁的代名词来使用的”，“因此，无须怀疑，西周时期的猃狁是可以习惯性地称作‘西戎’的”。但西周传世文献称“西戎”仅此一例，其他多为后世文献的追记。就《诗经》而论，称“猃狁”者凡10例，主要见于《诗经·小雅》的《采微》、《出车》、《六月》、《采芑》。“西戎”之称，出自《小雅·出车》，为唯一的例外。此外，西周中晚期铭文中频见“猃狁”记录，无一称“西戎”者。故童、李二学者所据，为孤证，尚难确认。显然，夷、蛮、戎、狄民族称谓与东、南、西、北地理方位的结合，在西周处于初始阶段，尚未完成“四夷”与“四方”的完全结合。

北、西二方位与民族称谓的结合，主要见于春秋以降的传世文献。“四夷”之夷、蛮、戎、狄与“四方”之东、南、西、北的完全结合，完成于春秋时期。《春秋》僖公十年，“夏，齐侯许男伐北戎”，这应是地理方位的北与民族称谓结合的较早记录。但“四夷”与“四方”的完全结合，犹以《左传》、《国语》二著为代表。“东夷”之称，春秋文献与西周金文同样，仍是“四夷”与“四方”结合中最为多见且相对固定的民族地理称谓。《左传》、《国语》均有“东夷”之称，仅《左传》即达十余例，集中见于春秋中晚期的僖、襄、昭、哀四公时期。而“南夷”之称也在这时期相对固定下来，除数例见于《左传》、《国语》外，《诗经·鲁颂》也有：“及彼南夷，莫不率从。”

此外，北方与民族称谓的结合则以“北戎”、“北狄”两种称谓在这时期出现。《左传》僖公四年、襄公二十六年均称“北狄”，如“扦御北狄”(襄公二十六年)；僖公九年、桓公六年、十年，则称“北戎”，如“北戎伐齐，齐使乞师于郑”(桓公六年)。“西戎”之称，主要见于《国语》，凡4例，如《晋语》中的：“申人、鄙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郑语》中的：“申、鄫、西戎方强，王室方骚。”民族称谓的“四夷”与地理方位“四方”的结合，由西周时期“东夷”、“南夷”的出现与流行，到春秋时期“西戎”、“北狄”的出现与流行，呈现出民族称谓与地理方位渐进结合的演变历程。

就“四夷”与“四方”搭配结合的出现与完成而论，见载于文献的民族地理称谓，无疑晚于这种称谓与概念在社会中的出现和流行。所以，根据文献记载的实际状况，对这些称谓出现和流行进行逻辑性的推论，并作出相对合理的诠释与判断，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殷周出土文献的实际记录反映，民族称谓与地理方位最早结合的“东夷”之称，出现于西周初年。尽管“东夷”在后世文献记载中反映出夷夏关系在夏代颇为紧密、重要，但据此推论“东夷”之称夏代已出现，跨越整个商代，仍难以确认。至于西周中后期才出现的“南夷”，特别是春秋时期集中出现的“西戎”、“北狄”之称，要与西周之前的夏商建立起联系，就更难成立了。

西周春秋六百余年间，是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民族地理观念产生、发展和嬗变的重要时期。在这时期出现和完成的民族称谓与地理方位的结合，为战国秦汉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观念的基础。

三、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

从西周到春秋数百年的演变，完成了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的结合。但是，春秋民族地理称谓流行的现实状况反映，关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格局的整体认识，尚未形成。

童书业就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四方相配的关系，整理出一个由战国到西汉的传承和演进关系。战国之代表论述，是《墨子·节葬下》所云：“昔者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汉人沿袭了战国人将狄、戎、夷分配北、西、东三方的概念，于是在《礼记·王制》中遂有：“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礼记·明堂位》载：“九夷之国东门之外……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五狄之国北门之外。”由战国之三方相配至汉代的“五方之民”，其发展脉络明晰、连贯。当我们整理出西周至春秋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结合的演变进程之后，接续童书业梳理的战国《墨子》至《礼记》的沿袭状况，可清晰看到西周至《礼记》时代的演变历程。西周至春秋，是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结合的渐进演变时期。但这时期“四夷”与“四方”的结合，是各方单一搭配关系的形成与沿袭。在春秋时期民族地理的称谓和概念中，尚无立足于整体格局、各方相互对应的概括与总结。正是在春秋以来“四夷”与“四方”完全结合的基础上，战国时《墨子》构建起了“四夷”与“四方”间的直接对应，从而形成一整体格局认识观念的雏形。由《墨子》至《礼记》，着眼于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等级关系和民族地理分布的认识，“五方之民”格局的国家民族地理观由此形成。这一格局呈现两种对应关系：一是地理方位的东西南北与“四夷”间

的对应；二是这个整体格局的中心，即华夏“中国”与围绕这一中心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间的华夷关系。可见，“五方之民”格局反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地理观，经历了由西周以降的长时期演进，至《礼记》中《王制》、《明堂位》所反映的时代最终形成。

对“五方之民”格局提出的《礼记》所反映的历史时期的确定，是前述诸家说法的主要分歧。《礼记》传为西汉戴圣对孔子弟子的传人关于礼的文章选编，该书记载的内容，学界一般认为是战国至西汉人的思想观念。由于时间跨度太大，前述唐、陈、童诸位学者对“五方之民”格局形成的时期，遂有各自不同的理解。立足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形成的角度去诠释“五方之民”格局，不同时期的说法遂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春秋战国说下的“五方之民”格局，是这时期的人们对于统一大趋势的展望和国家民族地理格局的理想。战国至秦汉说下的“五方之民”格局又混淆了战国人的理想和秦汉人对现实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格局的认识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五方之民”格局到底是关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政治理想的展望，还是现实的反映。

战国至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大一统思想中的疆域观与民族观丰富、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时期。将“五方之民”格局所反映的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置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地理观所蕴涵的两个主要内容，即大一统国家的疆域观、民族观在这时期同样经历了由理想到现实的嬗变。《尚书·禹贡》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统一国家的民族与疆域地理的构想。但《禹贡》是对《诗经·小雅·北山》所反映的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思想的沿袭。“王有”与“王臣”思想，应是西周国家民族结构和疆域地理思想的集中体现。《禹贡》“九州”的建构，正是以这种思想为其基础。秦汉以降，历代史家多以“九州”为“华夏”，以《禹贡》“九州”与“四夷”为明《春秋》“华夷之辨”。但这确乎是《风俗通义·皇霸第一》所谓的“推当今以览太古”，未明战国《禹贡》国家统一思想中民族观之精髓。战国思想家构拟的“九州”疆域，在当时实为华夷共处之地。《禹贡》有夷戎记载者凡五州：冀州、扬州有衣“皮服”、“卉服”的“岛夷”，青州有“莱夷”，徐州为“淮夷”，雍州为“西戎”。此外，西南梁州，不仅包括了秦汉以降尚称“西南夷”的部分地区，而且巴蜀两地也是经战国至西汉才逐渐华夏化，故东汉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有“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的追忆。所以，《禹贡》“九州”一统思想是以多民族的国家疆域观为其基础。这种政治社会理想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逐步成为现实。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巡行天下，刻石纪功，“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既是对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赞颂，又是对大一统多民族国家辽阔疆域的进一步追求。西汉武帝“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将西汉帝国的疆域大为拓展，清赵翼评价：“统计武帝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永为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司马迁在《史记》“四夷传”中构建了一个华夏中国与“四夷”相对应的关于西汉王朝民族地理的现实格局。《史记》“四夷传”凡六卷，依序是《匈奴传》(北)，《南越传》、《东越传》(南)，《西南夷传》(西南)，《朝鲜传》(东)，《大宛传》(西)。班固《汉书》将《大宛传》扩为《西域传》，范晔则专设《东夷传》与《南蛮西南夷列传》。但从秦汉国家民族地理格局思想观念的构建过程而论，到司马迁《史记》可谓正式形成。将《礼记·王制》“五方之民”格局下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对应，与司马迁《史记》“四夷传”格局形成的中国与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对应相比较，《礼记》“四夷”为泛称，过于整齐划一，而《史记》“四夷”为专称，直观、真实。两相比较，《礼记·王制》更合于陈连开先生所言战国时期之“政治理想”，而《史记》则是秦汉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现实概括与总结。无可讳言，西汉司马迁乃至汉晋人的国家民族地理观无疑受到战国以来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思想的极大影响，《礼记》、《史记》二著“五方之民”格局的相同之处，反映的正是战国至两汉思想的继承关系；而二著“五方之民”格局的差异与不同，则是战国有关大一统国家“政治理想”与秦汉国家民族地理观现实反映的区别。

要言之，“五方之民”格局的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发轫于西周春秋民族称谓与地理方位的结合。这种结合所反映的民族称谓和地理方位的搭配关系，经历了由不固定到相对固定，由各方单一搭配到“四方”对应全面搭配的嬗变历程，从而为“五方之民”格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由战国至西汉，“五方之民”格局在大一统思想影响和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由理想展望到现实反映的思想观念演变历程，《礼记·王制》“五方之民”格局是战国时期具有理想色彩的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而《史记》构建的民族地理格局则是秦汉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现实的客观反映。《礼记》与《史记》，理想与现实，这两种关于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和地理分布格局认识的思想观念，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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