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秋的北京城里,红卫兵四处出击,满城破四旧。翠微路2号院里,形势骤然紧张。
翠微路口往北100米路西的这个大院,曾是北京农学院旧址,1961年起成为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共同办公的地方。大院内树木成荫,分为办公区和家属区。办公楼主楼二层东半边,是中华书局的近代史编辑组。
虽已是秋风乍起,29岁、刚参加工作一年半的陈铮却急得冒汗。头一天,中华书局接到了海淀区一所大学的红卫兵发来的通令,称第二天要来此破四旧。中华书局出版的许多书自然都属于“封、资、修大毒草”之列,更为严重的是,在三层一间办公室的透明玻璃柜子里,堆放着蒋介石的头像、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中央日报》等报刊图书、台湾版《蒋总统集》,以及由中华书局和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辑、已初步成型的1200万字的《蒋介石言论集》稿。
“怎么办?这是典型的四旧啊!”多年后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日之事,陈铮仍感到后怕。
经请示书局领导,陈铮把书柜玻璃门用纸糊上,办公室门上贴了封条。又找出一堆没用的书,放在中华书局图书馆显眼的地方,以方便红卫兵搜出来毁掉,转移其注意力。做完这一切,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同事说:“我要誓死保卫这个房间的书。要是毁了,就完了。”
第二天,红卫兵没有来,《蒋介石言论集》躲过了一劫。
此后,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它一直无人问津,至今未能面世。
1965年3月5日,陈铮从中国人民大学近代史研究生班毕业后,到文化部所属的中华书局报到。
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找他谈话。金灿然中等个子,声音洪亮,一开口山东口音就冒了出来:“你这个专业正好,来‘蒋集组’上班吧。”
蒋集组,即《蒋介石言论集》编辑组。中华书局当时分为文学组、哲学组、小丛书组、古代史组和近代史组,但蒋集组是独立的。
关于这一特殊任务的缘起,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所著的《毛泽东阅读史》中介绍:“1957年,他(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反右倾运动之后,根据毛泽东出反面教材的指示,中宣部组织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联合成立了《蒋介石言论集》编辑组,最初由人民出版社的薛德震负责。之后,当时中华书局近代史组主持工作的副组长、后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李侃被调回担任组长。
李侃后来曾写文章回忆,1965年3月中旬,他正在山西昔阳县搞“四清”,忽然接到北京急电,要他立即赶回中华书局。他连夜启程,于20日赶回了北京,向金灿然报道。
一开始,蒋集组在位于朝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四楼的两间屋子内办公,1965年5、6月搬到了翠微路2号的中华书局院内。
刚参加工作的陈铮从未做过编辑,因此分到了跑腿的活儿,接替中华书局的李松年专门负责在北京地区搜集资料。人民出版社的陆世澄则去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图书馆查资料。
资料搜集工作没有任何限制,越全越好。“就一个要求,不能是只言片语,必须是完整的文章,这样才能反映蒋介石的真实想法。”陈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专业是近代史,但寻找蒋介石的言论却如大海捞针,让他毫无头绪。幸好,蒋集组的顾问荣孟源以及戴文葆、朱南铣、史枚、周静、胡宜柔等老编辑都是极有经验的前辈。如戴文葆解放前是《大公报》的编辑,朱南铣在《上海侨声报》和美联社担任过翻译。“他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也是记者编辑出身,都是非常有学问的先生。”
老编辑们给陈铮提供了许多线索,并且指点他,查蒋介石的言论,得划分为建国前后两个阶段。
1949年前蒋介石的言论,可查旧报纸和期刊。首先是《中央日报》和《申报》必须认真查阅,国民党主办的其他报刊也必须翻查。
1949后的部分,则可以去翻查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新生报》等。台湾还有不少相关出版物,尤其在1960年出版了《蒋总统集》,上面记载了蒋介石生平,也收录了他的讲话。1949年之后的内容在大陆不易找,这本书可以弥补。
陈铮来中华书局的第一年,几乎是在公交车上和图书馆里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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