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商会研究的多元化取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商会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形成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与人员，发表了数量可观且高质量的商会史论著，整理出版了商会档案资料汇编，围绕商会举办了各种学术研讨会，积极地开展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还运用多学科知识探讨商会，借助多种理论模式，使考察商会的视角愈加开阔，研究趋于多元化，推动了商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关键词：国内商会研究；多元化；商会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２０1１）03－０098-05

商会在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理应成为国内史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十年动荡期间，中国国内商会史研究无人问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研究，商会逐渐纳入学者的考察视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商会史研究的热潮，使之成为一门显学。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国内商会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来已有多位学者对之进行了归纳总结{1}，受其启发，笔者欲对国内商会研究的多元化取向进行探讨。

一、初具规模：形成专门的研究机构与人员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商会史研究最早发端于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国内学者出于政治的考虑，几乎无人对商会展开专题研究，只是在讨论资产阶级时会涉及商会对革命的不支持态度[1](P79)。直到20世纪80年代，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的主要团体”，其研究价值才逐渐被人发现并公开提出，在随后的20余年中，商会史研究渐渐升温，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重要的新兴领域[2](P148)，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这个队伍，形成颇具规模的研究机构与基地，各种高质量的论著不断问世。

中国商会史的具体研究起步于商会档案的整理。1980年冬，在章开沅的倡导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开始酝酿与苏州档案馆共同整理研究苏州商会档案，此项工作于1982年正式启动。1981年初，天津市档案馆和天津社会科学院亦把整理天津商会档案全宗列为重点项目。5月，两家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编辑组，开始工作。同时，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室亦合作整理编辑《上海总商会史料丛编》。北京方面，则有虞和平选编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史料之计划。这些史料整理计划的推动，为商会史研究的蓬勃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2](P150)在对商会档案的整理、研究和利用过程中，章开沅、马敏、朱英、徐鼎新、虞和平等一批最早专注于商会史研究的学者不断地成长壮大。这一时期，伴随着商会档案的挖掘整理，武汉、上海、天津、北京等四地成为全国商会史研究的中心。其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成立了中国商会研究中心，引领着国内商会史研究向更高层次前进。中国商会史研究会亦于1998年10月在天津成立。如今，20多年前较早从事商会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已成为该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骨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大多已经年龄偏大，培养更年青的研究者已迫在眉睫。令人可喜的是，商会史对不少青年研究者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有不少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都与商会和同业公会紧密相关，其中不乏优秀者，他们的加入使商会史研究队伍后继有人，为商会研究注入了绵延不断的新鲜活力。[3](P45)

由上可知，中国国内商会研究已经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平台，还拥有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中青年研究人员，这如同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使国内商会研究具有坚实的后盾。

二、成绩斐然：学术成果丰硕

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学者发表了数量可观且高质量的商会史论著。就论文而言，全文内容涉及商会的论文高达7 000余篇，以商会为主题的有300多篇。为数不少的文章曾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学术月刊》、《史林》等高端学术刊物上发表，这表明商会史的研究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与认可。从著作方面来看，各种佳著陆续出版，推动着商会史研究走向深入。如，徐鼎新、钱小明的《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敏、朱英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朱英的《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整理的苏州、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的商会档案，历经多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出版了多本档案资料丛书，如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等主编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1905—1911）》（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马敏、祖苏主编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二辑）（1912—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等三家单位联合整理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全五卷已分别于1989年、1992年、1996年、1997年、199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三、风气大开：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

在各种有关商会史的学术佳著迭出的同时，从1986年至今，苏州、武汉、南昌、香港、平遥、无锡、武夷山、天津等地多次举办直接以商会为主题或夹杂商会内容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

1986年，苏州举办了以“近代中国商会与资产阶级”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1987年5月在武汉举办“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经济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虞和平、陈来幸的商会文章。1988年11月南昌的“第二次中国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上，又有朱英、胡光明等人提交了商会研究的论文。1994年8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举办“商人与地方文化”学术讨论会，侧重讨论商人与地方社会、及文化的互动。1996年、1998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分别举办了第一届及第二届的中国商业史会议，与会论文与商会史研究关系密切。

1998年7月，天津社会科学院与该市多家单位在津联合举办“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共有60余篇论文发表。商会史研究被推至一个高潮。2000年分别有两次相关会议在香港与湖北召开，7月6—8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研讨会”以“中国商人、商会及商业网络”为讨论的主题。同年8月，在湖北十堰召开的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亦有6篇论文涉及到商会。[2](P150-152)

2001年5月3—4日，无锡市场协会、无锡市商会等主办了“市场经济与商会”国际研讨会。2004年3月28—31日，由中国商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中国商业史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50余人出席了此次商业史盛会，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宋美云提交了题为《近代商会化解金融风潮之探析——以天津为例》的文章[4](P11)。

就整个商会史来说，2004年是颇具纪念意义的一年。在百年前的1904年，正值晚清政府颁布《简明商会章程》，揭开了中国商会发展的序幕。在此背景之下，2004年9月9—11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山西平遥中国商会博物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商会与近现代中国暨纪念中国商会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谓适逢其时。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了30余篇论文与报告。与会学者围绕大会主题，不仅强调了中国商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回顾与总结了中国商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且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和学识特点出发，就会馆、公所与商会的制度变迁、商会的经济职能与地方社会、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争鸣。[5](P177)

2005年10月21—22日苏州市档案局（馆）与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在苏州联合主办“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暨纪念苏州商会成立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的6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商会史等课题举行了七场研讨会，对35篇最新史学研究论文成果进行了评议。[6](P1)2005年8月19—22日，无锡社会经济比较研究所等在无锡主办了“改善民间商会法律环境及治理结构”国际学术研讨会。

此外，近年召开的一些以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辛亥革命、城市、乡村与社会等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交了有关商会史的论文。如，2006年8月25—27日在苏州召开的首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许冠亭、王国平讨论了官、民、洋三元互动格局中的商会与中美公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7](P186)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国内各种与商会有关的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推动了商会史走向纵深，也表明商会史仍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商会史研究能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四、趋于多元化：商会研究视角开阔与多学科理论的运用

近30年来，中国国内商会史研究形成了由点到面，再向纵深方向发展的特点。最初只是把商会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组织，这势必束缚了研究者的创新思维，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优秀成果输入国内，使国内学者眼界大开。加之，许多学者到国外进修，受到国外先进史学理论的熏陶，他们开始运用现代化理论、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等模式，从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视角来考察中国近代商会的发展演变及其特征，力求多维度地再现历史的真实面相。

20世纪80年代末，现代化理论开始运用于史学研究，商会史研究亦受其影响，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冯筱才指出，1980年代末，“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开始在中国商会史研究者中兴起。开始，朱英等学者着重讨论的是商会组织的“近代性”与“传统性”。随后马敏提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概念，认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以商会成立为形成的标志）是“早期现代化的主干载体”。虞和平则从“商会与资产阶级自身现代化”以及“商会在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两个层面，对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析，建立了此一论式的主流地位。[2](P150-160)王仲以苏州商会为例，探究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商会自身的现代化。[8](P83) 宋美云通过对近代天津商会的个案研究，探析其属性、职能以及与政府的关系，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商会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9](P21)。

愈来愈多的学者借助国家与社会理论来探讨商会史，譬如，王春英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探析了清末商会的成立形式，并指出当商部的命令被下达到地方执行时，“国家”的观念在具体执行者那里被淡化，而代之以地方商人群体的利益观念[10](P73)。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是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他从整理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入手，致力于探究清末民初的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从新的角度彰显商会问题的重要性与商会档案的价值。江华以苏州商会为切入点，站在全球的视角，重点考察晚清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指出国家的选择性培育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例外之处。[11]159这些研究成果使此领域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商会的认知更为深刻。

随着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史学工作者不再局限于传统单一的研究视阈来考察商会，而是从多维度解析商会的演变、商会的各种功能、商会与其他团体及国家的关系，等等。王红梅指出，中国近代商会法律制度的建立，不仅为中国近代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并为中国近代经济立法和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12](P173)。蔡晓荣指出，商会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保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对刺激当时商界的立法自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3](P107)。还有虞和平、刘红娟、付海晏、张学军、孙炳芳等进一步讨论了商会的司法调节功能。[14] 除了考察商会功能之外，部分学者还剖析了中国近代商会群体。郭太风认为，上海商会的绅商体制瓦解于辛亥革命期间[15](P8)。朱英阐明商会领导群体以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商董居多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也是中外商会的共同特征，并非工商界上层人物有意挟其实力控制选举和垄断商会领导权[16](P34)。中国近代商会与国家的关系也较为复杂，学者们常常以重大历史时期为考察时段，探研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郑成林分析了1927—1936年商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他分析得出，政府与商会的关系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社会的演进而变化，在政治、经济层面有着不同的内容，仅仅归结于政治上的互动或用一个模式加以概括则很可能失之简单或片面[17](P124)。张福记探析了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与商会的关系[18]。朱英指出，国民党从最初确立取消商会的策略，转而承认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到最终决定取消商民协会，允许商会经过整顿改组得以继续保存，使商会免除了被解散取消的厄运[19](P28)。宋美云还分析了近代天津商会与外国商会的互动关系。她指出，中外商会互动联系的建构无疑是中外商人组织间联络最行之有效的形式，不仅促进了天津的商业发展，也为天津加入国际商业贸易营销网络乃至北方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或潜在的影响[20](P621)。另外，中国近代商会功能趋向于多元化，具有经济、政治参与、司法调节与教育等多种功能。魏国栋对华盛顿会议前后天津商会活动进行了考察，他指出，1921年末的华盛顿会议，引发了全国各地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天津商会领导广大津埠民众，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天津商会自主进入非官方“公域”，通过合法渠道阐释自身意愿，对政府的外交活动构成了制衡与支持的态势。[21](P157)宋美云以天津商会为中心，探讨了近代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问题。她认为，商会组织参与城市公益事业不仅是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是否重视和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标志，它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2](P134)。魏海岩考察了商会与中国近代广告发展的关系。他指出，在广告立法、广告管理、广告知识传播以及组织广告活动等方面，商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3](P107)

此外，在上海、苏州、天津、汉口等地商会研究成果日渐丰硕的前提下，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内陆地区，如济南、青岛、新疆、河北、南昌、沈阳、广西等地商会。崔恒展、党明德指出，济南商会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会一样，也发挥了不容抹煞的积极作用。[24](P4) 李云涛等分析了解放前的沈阳商会[25]。李英铨、盛雷考察了抗战胜利前后李先良与青岛市商会关系的演变[26]。张芳霖以南昌商社档案为研究基础，阐析了民国时期南昌商会组织的分化与重组[27]。这些成果使商会研究内容更为丰富，为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国内商会研究不仅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形成一批颇具规模的高素质科研人员，整理出版了大量的资料汇编与论著，积极地开展学术交流，特别是近些年来学者们运用交叉学科的理论知识，从多个层面去考察中国近代各个时段不同区域的商会，其多元化取向日益凸显，学术成果喜人。但是，其中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学术界对商会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的热度应进一步加强，诸如苏州、天津、上海等地商会档案已经出版，大连、沈阳等地也在开展，却未见成效，因此要积极呼吁各地相关部门抢救整理资料，为今后研究提供丰厚的文献资料。其次，商会史考察的时空范畴与视角虽有所拓展，但除了对上海、苏州、天津等地商会投入大量精力外，其他地区处于零星涉猎的孤立状态，学者们着力探究清末民初的商会，而讨论1927年以后商会的研究成果亦不多。再次，运用比较史学分析中国商会史的高质量论著尚未见及，亟需改善。最后，运用多学科理论阐释商会史的过程中要避免生搬硬套。

注释：

{1}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虞和平：《近八年之商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郑成林：《商会与近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应莉雅：《近十年来国内商会史研究的突破和反思》，《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朱英：《商会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相关领域的拓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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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

Multiple Approaches in Studying Commercial Chamber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Tan Yuxiu, Fan Liju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tudy of commercial chambers in China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with specialize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staff, who have publish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high-quality books and papers on the history of commercial chambers. The academic symposium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xchange and spread the influence. The study of commercial chambers with various knowledge and theoretical patterns has broaden the channels of research and pushed the history commercial chambers to a new height.

Key words: study of commercial chambers in China; multiple approaches; history of commercial chamb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