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航海时代葡萄牙的扩张动因

【摘 要】 本文论述了大航海时代葡萄牙的扩张动因，葡萄牙能领先于他国进行这一伟大的航海壮举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联合参与下形成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商贸的阻隔和寻金热;国家的强力支持;宗教狂热的助推。

【关键词】 葡萄牙;大航海时代;扩张动因

15世纪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意味着西方对东方的真正发现。而启动这一壮举的却是偏居西南欧一隅、资本主义萌芽相对薄弱的蕞尔小国葡萄牙。时至今日，葡萄牙人创造的奇迹已有几百年之久，但奇迹的背后所隐藏的内在关联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和总结。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

葡萄牙立国后便有向海外发展的愿望和要求，这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分不开。[1]葡萄牙位于大西洋沿岸，面积狭小，土地贫瘠，农业发展落后，但拥有狭长广阔的海岸线，“一个国家的海岸就是它的一道边界。这道边界越是能够方便地提供通向外部地区的途径……海岸轮廓外——包括通往海洋的方便之道，导致人们走向海洋或使他们与海洋隔绝”。[2]可以说，自然条件决定了葡萄牙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葡萄牙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出海口，为其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除此之外，“葡萄牙在整个15世纪是个统一的王国，而其它西欧国家却因内乱或与外敌作战如玫瑰战争、百年战争等战争致使他们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内动荡不安”。[3]

葡萄牙人在长期的海洋生活中掌握了丰富的航海和造船技术。1409年，淹没了1000多年的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第一次被译为拉丁文，使得地圆学说在整个欧洲得到普遍传播。当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后他们相信只要绕过非洲便能到达他们梦寐以求的东方。从12世纪起，中国的指南针便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而传入葡萄牙，14世纪便已得到普遍应用。有了指南针，葡萄牙的航海家们便可以自由地航行于辽阔的海洋而不必担心迷失方向。此外，阿拉伯人也带去了自己先进的天文、计算以及造船方法。据记载，14世纪的葡萄牙人改造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船，并创造出了新式的多轨帆船，既增大了船身，也灵活了操纵，变得更为经济。1500年，西欧人已经能建造结构更加坚固，船身更加庞大的海船。中国火药的传入，亦为西欧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二、商贸的阻隔和寻金热

从古至今，东西方就不断有商贸往来。几百年来，东方的香料、丝绸、瓷器等一直受到西方贵族额外的青睐，很多东方的商品已成为西方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但是，雄踞地中海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赚得更多的金钱，严密控制了商路并把物价哄抬到原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4] 12世纪初，欧洲人必须的香料（丁香，肉桂，胡椒、生姜、肉豆蔻等）价格较以往增长了10倍。其余一些畅销西方的生活用品，如檀香、丝绸、樟脑、宝石、布匹等物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躲过了流行欧洲的黑死病的15世纪的葡萄牙人口急剧膨胀，国内矛盾由此激化。由于葡萄牙的东北部严重地遭受其宿敌—西班牙的限制，故而当时输入葡萄牙的生活必需品如蔗糖、香料以及金银的数量急剧下降。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葡萄牙国内物价上涨和人们生活水平下降。为了满足国内人民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葡萄牙人只能去开辟另一条通往东方少风险，多赚钱的新航路。

人们对黄金的渴求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开辟新航路的热情。哥伦布曾言：“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了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5]早在14、15世纪之前，欧洲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和货币地租风靡整个欧洲，使得整个社会尤其是封建主和商人狂热地追求货币。但是，欧洲本身的黄金生产和储备都非常有限，加之在东西方的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这对于黄金稀缺的欧洲无异于雪上加霜。在欧洲众多国家中，葡萄牙的金矿少之又少，他们本国铸造货币所需黄金近乎全部依赖进口。黄金供应量不足导致国内市场上金属货币成色下降，信用降低，物价飞涨，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因而快速获得黄金来满足市场需求便成为葡萄牙的当务之急。葡萄牙决心利用其扼守直布罗陀海峡的便利条件积极探索新的航路。加之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由来已久，在他们眼里，东方是一个物质及其丰富的地方。[6]《马可·波罗游记》把东方的中国、印度等国描绘为一个“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天堂之所，这无疑为当时的葡萄牙人提供了线索，因此该书从一开始在欧洲流传，吸引了无数人地青睐。在极大的刺激和诱惑下，葡萄牙人成为第一批追梦者。

三、国家的强力支持

长期以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进行海外扩张且能在相对有序的情况下进行，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因素。12世纪的葡萄牙确立了自己的疆域并在13世纪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在迫于资源不足和生存压力所进行的对外扩张进程中，扩张与民族认同相互促进，扩张遂变成一种国家行为。葡萄牙政府于1336年组织了加那利群岛探险活动，这被史学界认为是一次带有民族国家色彩性质的行动。14世纪以后的葡萄牙历任君主，都把海外扩张定为基本国策，或积极鼓吹推动，或亲自参加。有关民族国家在海外扩张中的作用，史学家萨拉依瓦在评述葡萄牙于15世纪在北非建立第一个商业据点的历史意义时深刻指出，自此以后“国家成了最大的商人。国家公务人员成为从事商业活动的主流。商业注入了新的特性，小商人已无法插手商业活动，因为具备粮仓、兵工厂和军队成为了当时经商的必要要求：而满足此要求的只有国家这一能拿出财力和享有经商的特权的机器。现在，生意由国王的官吏和管家、各个岛屿的受赠者和要塞司令经营，要塞变成了储存非洲货物的货栈。除非经国王批准，否则商人是不准参加竞争的”。[7] 14世纪初期，葡萄牙已经建立了一支规模宏大的航海舰队，商船则主要与荷兰，英国进行商业贸易，同时它们的船队也经常向西南方向航行至加那利群岛。在国王费尔南多一世统治的时期，葡萄牙的商业贸易空前兴盛，里斯本作为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港口城市商业异常繁荣。这样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葡萄牙新兴贵族和商业资产阶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利益一致性，这无疑极大地推动了海外扩张事业的发展。

葡萄牙政府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并且倾注丰富的人力物力积极地支持人们探索一条通往东方新的航线。在向东航海的过程中无数极具冒险精神的水手们为其做出了贡献，甚至在皇室成员中也有人热衷于海外探险事业。极具代表性的是被人们所熟知的“航海家”亨利王子，这位雄才大略的开拓者，引导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被称为“死亡绿海”的大西洋，这为葡萄牙开始走上独特的海上之路做好了铺垫。[8]正如巴利克所言，“他在萨格里什所做的改进船舶设计和绘制地图、完善航海仪器和搜集远行资料的工作改变了历史的全部进程。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必定要出现，他们是注定要利用航海家亨利积累的知识并注定要实现梦想的人。”[9]首先，他使得水手同以往造船技术的传统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进而改进了葡萄牙船只的航海性能。其次，亨利王子也身体力行地同当时的航海极限发起了挑战，为此他精心挑选了当时葡萄牙英勇无畏的水手和一流的探险家。这些水手和探险家们都尽其所能地为他效劳，他们依照亨利王子的计划和部署，先后发现了几内亚、塞内加尔、佛得角和塞拉里昂。他所从事的这些工作无疑为葡萄牙的航海事业铺平了道路。在亨利王子去世之后葡萄牙的海外事业仍在继续前进。1488年在迪亚士的带领下葡萄牙人沿南非的海岸进行艰苦卓绝的航行时意外发现了“好望角”，这一发现成功地连接了亚欧非三大洲以及大西洋，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它为三大洲之间的人员往来，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它的发现不仅是开通到达东方的新航路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正式拉开世界殖民体系帷幕的关键。

四、宗教狂热的助推

近代早期的葡萄牙是信奉的是天主教，出于对宗教的狂热使得其在对外殖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天主教的影响。因此基督教既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殖民扩张的精神工具，其本身又是殖民扩张的主要内容。11世纪末，教皇乌尔班二世以“收复”圣城耶路撒冷、“解放主的陵墓”为由，宣称要用8个月的时间在欧洲煽动起狂热的宗教运动，为此他号召基督徒们要对穆斯林进行圣战，长达200之久的“十字军东征”便由此拉开了序幕。而在坐落于比利牛斯半岛的葡萄牙在常年收复失地的运动中形成了不能对异教徒有任何怜悯之心的思维方式，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进而成为其野蛮掠夺和杀戮行为的心理基础。包括国王在内几乎每一个民众都渴求消灭他们所见到的穆斯林。恩里王子及其继承人发动远征的目的之一便是要向世界证明，天主教徒依然具备征讨异教徒的能力，葡萄牙人能够完成昔日十字军未完成的事业。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言，外国的侵略与挑战，以及对外战争的失败，常常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10]在这种宗教情绪的引领下，航海家亨利王子率先于1415年攻占了北非的要塞城市休达;伊莎贝拉女王也为强烈的宗教信念所鼓动，消灭了穆斯林的据点格拉纳达，并将战争推入敌人在北非的领地，就像葡萄牙人先前在休达所做的那样。[11]这种冒险精神渡过大洋时，他们发现在非洲有更多的穆斯林有待于他们去消灭，同时有新的异教徒正期待被他们从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14、15世纪时的葡萄牙人正是在这种极端的宗教精神的鼓动下开始了他们的海外的探险远航。葡萄牙人对于宗教的狂热也得到罗马教皇的高度赞赏。教皇曾多次颁布敕令，表彰其扩张行为，承认他们的土地占领，更甚者授予某些探险家“十字骑士”、“圣徒”的称号，并且号召所有基督徒原谅葡萄牙人所犯的过错，全力支持他们的海外探险事业。教皇的支持无异大大激励了葡萄牙人的海外扩张的激情。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绝非历史的偶然，而葡萄牙能领先于他国进行这一伟大的航海壮举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联合参与下发生的。葡萄牙的东方扩张不仅仅是一个掠夺和杀戮的过程，它从一方面印证了当时所处萌芽阶段的资产阶级对于财富、市场以及劳动力的急切渴求，它们在开辟新航路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正是他们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和逐渐成长的必要过程;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一种新社会形态代替旧社会形态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这种过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他需要数代人付出无数的代价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 周世秀.葡萄牙何以率先走上海外扩张之路[J].世界历史，1999.6.

[2] （美）马汉，范利鸿译.海权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3] C.R.博克斯，葡萄牙海上帝国（1415—1825）[M].葡萄牙：70年代出版社，1992.

[4] 张胜哲.地理大发现的经济动因探析[J].经济论坛，2010.2.

[5] 吴于厪，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

[6] 许平.欧洲人东方认识的拐点[J].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2.12.

[7] （葡）J·H·萨拉依瓦著.葡萄牙简史[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121.

[8] 侍晓莎，亨利王子与葡萄牙的早期探险[J].史学理论，2009.7.

[9] I.Barclay， The Great Age of Discovery[M].London，1956.20.

[10] 罗荣渠.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1.1.

[1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下）.

【作者简介】

刘瑞玲（1989-）山西吕梁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