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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之赋论:赋体的生成与诸子文的联系

来源:公文范文 时间:2023-01-16 11:54:02 推荐访问: 生成 章学诚 诸子

摘要:章学诚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治学方法,从文化史的独特视角切入赋学研究。章氏认为赋体的生成与诸子文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赋体习染诸子文的艺术特征之余风;二是赋体在意旨上“犹有诸子之遗意”。

关键词:章学诚; 赋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6)09-0057-03

章学诚自上个世纪被“发现”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对其研究的范围与深度也不断得到拓展。尽管如此,这个领域仍有容人置喙的余地:比如说章氏的部分赋论常为人所称引,但至今为止,鲜见有人对其赋论作过研究。章氏的赋学理论集中体现于《章学诚遗书》[1]之《诗教下》、《汉志诗赋略第十五》二文。因此,本文讨论以此两篇为中心,试图给予其观点以恰当的评价,并揭示其赋学的方法论。

章学诚认为赋体的生成与诸子文有密切联系,其含义有两层:一是赋体习染诸子文的艺术特征之余风;二是赋体在意旨上“犹有诸子之遗意”。

章氏之前不乏对赋体源头探寻之举。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又《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首倡赋源于诗的不歌而诵。继而晋左思从另一角度发挥班固之“赋者,古诗之流”说,其《三都赋序》云:“盖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皇甫谧的《三都赋序》承之云:“子夏序诗,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两者又倡赋源于诗的“六义”之一说。此后的刘勰视骚别于赋,云:“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则,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再创赋源于《楚辞》说。此三说在旧诗学界长时间奉为圭镍,除枝末细节的修补外,未曾受到过较大的挑战。

章学诚的《诗教上》篇描述战国世态,概而言之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章氏论学最重战国,究其原因在于章氏视战国之文为文章学“升降盛衰”的枢纽,“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单以辞章而言,“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辩之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章氏以此为生发点,继而言之:

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夫》、《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诗教下》)

章氏析比赋篇与诸子之文,虽未明言,然观点已显露无遗。至《汉志诗赋略第十五》篇则明而言之曰: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秦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文逐声貌,旨存比兴,而深探本源,实能自成一家,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乃是承前人之说,并无新意。“出入战国诸子”一句则熠熠生辉。章氏治学最重要的特征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不拘于学术之形貌,严辨其宗旨,将之付予纵向的维度考察,寻其历史的本原。这一方法的运用,使得章氏的分析特具史识穿透力。章氏之本意乃是试图找出赋作与诸子文“意旨”的联系,不经意间却发现了赋作与诸子文两者间艺术特征的胎生关系,对于章氏本人而言,恐怕也是始料不及的。此说一出,承之者纷纷。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辨诗》云:

纵横家者赋之本。古者诵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择衢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抽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鱼豢称:“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文辨之隽也。”[2]

又刘师培的《论文杂记》云:

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故《汉志》叙纵横家,引‘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之文,以为大戒。诚以出使四方,必有当于诗教。则诗赋之学,宜惟纵横家所独擅矣。……是诗赋虽别为一略,不与纵横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职。……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盍溯源于纵横家哉。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3]

惜章、刘二者将“战国诸子”置换为“纵横家”,概念内涵的萎缩使学说精度大打折扣。事实上,纵横家之外的诸子文亦给赋体的生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孟轲、庄周等诸子中的问答体于赋体生成的影响决不亚于纵横家,章学诚《诗教上》篇谓枚乘《七发》仿于《孟子问齐宣王之大欲》,孙德谦的《六朝丽指》又言其滥觞于《孟子说大人章》,均窥出了此点。

赋亦源于战国诸子之说在学界已成定论,素来学界将其归功于章学诚,然据笔者所知,早在章氏之前已现端倪。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又《文心雕龙·诠赋》云:“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拓宇于《楚辞》也。”两句合而观之,是否透露出个中信息?章氏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及并盛赞刘勰的《文心雕龙》,章氏吸收刘勰的思想火花当是勿庸置疑。此外,与章氏同时代之桐城学者与古文家姚鼐,在其所编的《古文辞类纂》里径以《战国策》中的《淳于髡讽齐威王》、《楚人以弋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入“辞赋”类,此种做法正确与否姑而不论,但此举却透露出他已意识到赋与纵横家的血缘关系,这与章氏的观点颇为接近。当我们肯定章氏成绩时,作为后人对待历史的解读亦不能忽视掩盖的另一面。

章学诚所言“古之赋家者流,……出入战国诸子”,今人更多的理解为赋在艺术特征上习染了诸子余风,这对章氏话语涵义的侧重实是一种偏离。章氏透过赋作表层的铺张扬丽而深探其内核,认为早期的赋在思想取向上与诸子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这就是笔者所说章氏建构赋体与诸子文联系的第二层含义,“古之赋家者流,……出入战国诸子”强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汉书·艺文志》篇将赋析为四类,即屈原类、陆贾类、孙卿类、杂赋类,然班固对其分类之标准未置一词。此中空白,历来学者似未曾留意。章氏立业文史教雠,标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中空白遂浮出水面。《汉志诗赋略第十五》篇云:

《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大纲细目,互相维系,法至善也。每略各有总叙,论辩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耶?抑流传之脱简耶?今观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为一种;陆贾赋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为一种;孙卿赋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为一种。名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今诸家之赋,十逸八九;而叙伦之说,阙焉无闻,非著录之遗憾欤?若杂赋与杂歌诗二种,则署名既异,观者犹可辨别。第不如五略之有叙录,更得详其源委耳。

章氏有感于班氏分类之义例无法推究,深引为憾,继而作出自己的推测。章氏极言《汉志》得司马迁《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因而最重学术源流,[4]且《艺文志》六略中的五略“每略各有总叙,论辩流别,义至详也”,以此例彼,故而言之: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其本源,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故其叙例诸家之所撰述,多或数十,少仅一篇,列于文林,义不多让,为此志也。然则三种之赋,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而当时不能尽归一例者耳。”(《汉志诗赋略第十五》)

又《文史通义·诗教下》云:

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

依章氏之见,赋“出入战国诸子”,不仅仅是在艺术特征上习染了诸子之风,更是在意蕴层上因经受诸子的洗礼而“犹有诸子之遗意”,从而各有宗旨,能自成一家之学,故可比拟诸子,别为三家。章氏此说有其正确的一面,如孙卿赋即是。刘曰刚之《辞赋流变史》云:

(荀子)其所作之诗赋若论文,完全本于学术思想之立场而表现,与战国诸子无二之。“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此其著书之最大动机。明乎此,即可知其写作此种短赋,非为发抒文学艺术,而在宣扬其儒道哲学思想,以继承北方文学之直接系统。”[5]

然此类赋作毕竟为数不多。作家及作品固有其思想取向,但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毕竟是两码事,尤其是以技法辞采取胜之作。章氏此说对于汉代多数已脱离学术成为纯文学的赋,正如方凿之于圆椎,格格难以相入矣,且章氏又未能指出以何宗旨别为三家。但章氏此原创性问题的提出及解答影响甚众:孙德谦的《<汉志·艺文志>举例·分类不尽立子目例》、刘师培的《左盦集汉书艺文志书后》、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辨诗》、顾实的《汉书·艺文志讲疏》等均延续着章氏的探讨并有所修正。而程千帆的《<汉书·艺文志>首分三种分类遗意说》则有盖棺定论的意味,程氏云:“其一,则不可以地域为分类之标准也。……其二,则不可以时代为分类之标准也。……其三,则不可以气息为分类之标准也。……其四,则不可以主题为分类之标准也。……其五,则不可以巨细为分类之标准也。……其六,则不可以声音为分类之标准也。……夫在目录,分类不易,标准尤难。立一标准,必求无悖于全;纵有未能,亦以不远为则。而上举六端,皆不能也。盖都略有其意,而又不能具体。合此六者,源流董之,庶几近焉。” [6]

章氏顺自己的这种理论思路,对《汉书》中《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秦时杂赋》九篇、《孝景皇帝颂》十五篇的归类问题亦提出了异议,其中之得失程千帆的《闲堂文薮》、王重民的《校雠通义通解》评价尤为精细,为避免掠人之美,此不赘言。

章氏以赋“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立论,从而力排刘知几在《史通》中对马、班二史将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载于列传的非议,[7]其言云:

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载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以文传人也。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此其所以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诗教下》)

章氏认为赋“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故阅其赋即见其人,这正符合为人立传的初衷。章氏本人在为其恩师朱筠写的传记中就曾将《小鸟赋》篇融化入文,实践了自己的主张。[8]

明清之际,学术界掀起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大批学者将学术转向匡时救世。清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高压与怀柔政策并用,致使学者多将精力转向历史文献的考据,经世致用思想趋于沉寂。梁启超如是说:

自康、雍间屡兴文字狱,乾隆承之,周纳愈酷。论井田封建稍近经世先王之志者,往往获意外之遣,乃至述感事,偶著之声歌,遂催文网者,趾相属。又严结社讲学之禁,晚明流风余韵,销匿不取复出现。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棘,怀抱其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辏于说经。昔传内廷演剧,触处忌讳,乃不得已专演《封建》、《西游》牛鬼蛇神种种诡状,以求无过。[9]

乾嘉时代,正统的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阐释的考据学,风靡一时、独占学界势力。章学诚力图挽救经学于倾颓,企图重建经学的统一,明确提出“以史明道”的思想主张“六经皆史”——“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政典也”。所谓“六经”,原本来自“治”之于“史”的六种职能和记录,“六经皆同周官掌故,《易》掌太卜,《书》、《春秋》掌于外史,《诗》在太师,《礼》归宗伯,《乐》属司成”(《和州志二》)。章学诚“不仅不完全赞同清代经学家标榜‘训诂明道’观念,也反对唐宋古文学家片面强调‘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宋明理学家枵腹侈谈‘义理明道’的观念。”“宋明理学家主张‘义理明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终架空了经学致用的功能”;“清代朴学家主张‘训诂明道’具有很大的封闭性,最终淡化了经学致用的功能。”[10]章学诚说:“吾于史学,盖有人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家书二》),这话道出了他对一己才具的自信和他自身确有的史学天赋。章氏自幼“好为诗赋”,却“不得其似”(《柯先生传》),然性情已近史学,长成以后,遂专事文史校雠之业。章氏对其校雠之业却表现出了相当的自负感,“惟于编书义例及著录考订之处,辄因管窥所及,用报下问殷怀,亦未敢遽以为然,聊备采择可耳。”(《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

章学诚著有《浙东学术》一文,自报学术归属,“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章氏继承浙东学派的衣钵,主张学以“经世”,“所谓学者,果何物哉?学于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而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之道也。君子学以致其道,亦从事于三者,皆无所忽而已矣”(《与朱少白论文》)。章学诚反复强调“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与史馀村》),力举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尤为企慕战国文章之盛世。章氏整个的文史校雠工作的深层动机之一就是要将众人将萧梁的《文选》“举为辞章之祖”在时间坐标上调整为有为而发的战国之文,消解清代义理、考据、辞章严重分离的现象,从而来救时文之偏。[11] 因此章氏以战国之文为中心展开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史校雠工作,“章氏论赋对经史传统的强调,而赋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学术化,也正是以经史之学为中轴的”,[12]章氏赋学的种种创建与失误正是这种旨归与方法的派生品。

参考文献:

[1]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刘师培.论文杂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补校汉艺文志第十(章学诚遗书,卷八)[M].

[5]刘曰刚.辞赋流变史[M].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76年.

[6]程千帆.闲堂文薮[M].齐鲁书社,1984.

[7]党圣元,陈志扬.章学诚的传记写作理论与实践[J].中国文化研究,

2004,(2).

[8]答邵二云(章氏遗书,卷九) [M].

[9]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Z].第106页.

[10]罗炳良.论章学诚“以史明道”的观念[J].甘肃社会科学,2005,(1).

[11]钱竞,王飈.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学术史维度上的文学思

考)[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12]许结.论赋的学术化倾向——从章学诚的赋论谈起[J].四川师范

大学学报,2005,(1).

责任编辑张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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