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

[摘 要]法国年鉴学派自20世纪初逐步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此学派一反19世纪的史学传统，以崭新的整体史观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给20世纪的西方史学以新鲜的空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其新颖的史学理论和不断变革的研究方法，确立了其在西方史学乃至世界史学的崇高地位。同时，不可否认其自身也有着一定的缺陷。

[关键词]年鉴学派；西方史学；影响

进入20世纪，现实环境和史学家的思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推动西方社会民主化，普通的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政治人物和精英人物淡出人们的视线；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导致人们对人生哲学的改变和世界的重新认识，历史学家们开始对影响和左右政治的更深层次的经济和心理等诸多社会因素深入探讨；伴随着战争动荡，资本主义工业出现全面经济危机，社会科学家们开始关注于经济研究；此外，随着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科学中出现唯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人本主义两大哲学思潮。处于变革与发展中心的法国，受新潮流冲击，史学界涌起波澜，促使历史学家重审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于是，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

1929《经济社会史年鉴》创立，标志着年鉴派在西方史坛上独树一帜的开始，是新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历史科学领域乃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年鉴学派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29年-1946年）以费弗尔、布洛克为代表，强调跨学科综合研究。第二阶段（1946年-1969年）以布罗代尔为代表，他的长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史学狭隘的政治史观，进一步体现了年鉴学派整体的历史学思想。第三阶段（1969年-1985年）以勒高夫为代表，开始全面反思和总结年鉴派以往的历史观，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学术上更加多元化，组织上也更加松散。1985年进入年鉴派的第四阶段，也称作社会文化史阶段，年鉴学派走向分化与多元化。

年鉴学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西方史坛的主流学派之一，对20世纪的西方史学产生深远影响，“比任何的史学流派都更胜一筹，成为今天全世界历史学家进行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典范”（1）。下面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其进行论述。

年鉴学派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积极影响体现在：

首先，反思前人、开创进取的史学认识论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

第一，年鉴派史学家提出“总体史观”，将研究的目光放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历史是“所有人的历史，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是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的历史，而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史。”（2）打破了传统上的英雄史观和政治史，将视野放于经济、地理、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各个层面，极大地扩宽了史学研究领域。使“一切与人有关的学科，如语言学、经济学、法理学、艺术和神学等等，都是历史的学科。”（3）

第二，“法国年鉴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把“地理”与“历史”结合起来去重新阐释历史的方法，担当了其革命性史学成就的先锋。”（4）这种方法则是在“地理环境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地理环境观”克服了传统史学的桎梏，研究视野扩大到一定地理环境下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并跨越民族与国家研究人类的不同文化。这些都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

其次，多种多样的史学方法论，提高了史学阐释和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

第一，年鉴学派史学家提倡对历史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费弗尔与布洛赫曾说“在史学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态，他们都致力于自己的劳动……如果他们能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啦。”（5）正是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史学家将研究视野放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突破了传统史料的限制。经济研究中簿记统计资料的运用，心态史研究中墓碑、建筑、服饰等非文字系列资料的运用，人口史研究中教区人口记录的运用，（6）大大提高了史学研究的可信性和客观性。

第二，年鉴派史学家广泛采用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多种方法共助研究成果科学性的提高。第二代尤其是第三代年鉴学派史家们不断创新的计量分析法，搜集并运用分析性的数据来说明所要研究的历史现象，使历史研究逐渐趋于数量化，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精确性。（7）20世纪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在进行“心态史”的研究时开始注重图像材料在研究中的运用。（8）正如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图像提供的证词对史学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图像必定会明确地涉及文本比较容易避开的问题。”（9）图像开始在一些材料不足的领域内充当重要的旁证资料。多种资料形式的共同运用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虽然年鉴学派在20世纪西方史坛有着不可忽视的崇高地位，但在其理论体系中仍有着不足之处：

第一，对古代和现代史的研究涉及的不多。由于从1950年前后至1970年甚至更迟，计量史学兴起。（10）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而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资料遗留较少，计量法可运用的数据也相对很少，所以无法对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进行更多的研究。又由于当代的资料很庞杂难于筛选，且历史学家容易受政治观点的影响，所以年鉴学派史学家也会避开对现代史的研究。

第二，使用大量的分析性语言破坏了史学作品的可读性。也是由于年鉴学派大量使用定量分析，使得史学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数据及分析性语言，进而使史学研究作品过于专业化和枯燥难读。这样的研究成果是不被广大的普通群众所读懂的，因而无法吸引公众。不过有关这点问题，年鉴学派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过分使用计量手段的缺陷，从而主张让计量方法为史学家的研究目标服务，减少为了计量而计量的成分。

不论年鉴学派有着怎样的不足，经过年鉴学派历代史学家的不懈努力，法国的历史学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史学的发展。在史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1）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2）雅克·勒高夫：《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3）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

（4）丁启清：《浅论法国年鉴学派的地理环境观》，《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4卷，第1期。

（5）井上幸治：《年鉴派成立的基础》，《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6）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04页。

（7）王宇博、唐炎宝：《法国年鉴学派评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8）李源：《图像·证据·历史——年鉴学派运用视觉材料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9）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10）[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