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聂华苓,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爱荷华河汩汩地流着，像一条深灰色的绸缎，绕着整个爱荷华城蜿蜒地铺展开来。四十年前，聂华苓和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把家安在了这河边，房子取名“红楼”。红楼倚着山，背后是大片的树林，天气好的时候，会有鹿在附近散步觅食。早年间，聂华苓常和安格尔绕到红楼后面的树林喂鹿，日复一日，鹿越聚越多，他们便有了一片“鹿园”。每次旅行后回爱荷华，开车回鹿园的路上，望着一望无际的原野，安格尔总会忍不住赞叹，“华苓，你瞧，黑土地，多好的土！”

今年爱荷华的冬天一如往常，河边的树落了叶子，高高地矗立在黑土地里，偶有松鼠在枝桠间跳来跳去。按路边信箱的指示盘山而上，车开出不远，就看到红楼掩映在高低错落的树间，在一片灰色中显得亮眼。沿着台阶拾级而上，门上端端正正挂着“安寓”的牌子。门上的风铃发出脆响。

聂华苓穿了件紫色毛衣，外面套着毛绒罩衫，身材瘦瘦小小，说起话来声调却高高的，很有精神的样子。天气阴沉，她把客厅的灯打亮，黄色的灯光把屋里照得很暖和。这像是一个充满了回忆的屋子，墙上挂的照片和画，桌上是有年代感的摆饰，柜子里的书和唱片透露了主人的喜好，艺术品充斥着房间每个角落。聂华苓喜欢花，她的餐桌上、窗台边、客厅里总能看到盛开的花，都是被精心照料下生机盎然的样子。从餐厅的窗向外望去，鹿园有些冷清。

聂华苓倒了两杯雪利酒。安格尔还在的时候，小酌曾是两个人每天的乐趣之一。碰上好天气，他们在爱荷华河上划船聊天，她喝雪利酒，安格尔喝杜松子酒。后来剩下聂华苓一个人了，她还是保持着喝雪利酒的习惯。但年纪大了，慢慢喝得少了。“你知道吗？这个灯是我和保罗去美洲旅行的时候买的”。聂华苓轻啜了一口酒，“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灯，觉得好喜欢，就买了下来。回到爱荷华，等这个灯寄过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就在我们放弃等待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它就寄到了。”她指着餐桌顶上造型别致的贝壳灯。

90岁了，聂华苓总是忘事。有时候下一秒就忘记自己上一秒在做什么，想说什么。同样的问题，她会问好多遍，边问边抱歉，“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刚刚可能问过了。”但关于屋里每个摆件的故事，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忆起遥远年代的那些人事物，哪怕再微小的细节，她也记得真切。“1978年，我去大陆探望艾青。车开到胡同，开不进去了。你也知道北京的胡同，窄得很呐。我和保罗就下了车，沿着胡同往里面走。远远看到一个人，站在家门口东张西望。走近一些，我就喊了一声‘艾青！’艾青看着我，喊了一句，‘你怎么才来啊！’”

别离30年

1978年，离开三十年后，聂华苓第一次重新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

回中国的前一天晚上，爱荷华风雨大作。鹿园的一棵百年橡树，疯狂地呼啸，爱荷华河水兴奋地波动。

18个小时的飞机，聂华苓没有合眼。落地香港，转罗湖。罗湖桥的那一头，就是乡土了。聂华苓一家人顺着“往中国”的箭头向前走。上了桥，聂华苓停下脚步，回头看看。那是好长的一段路。

火车响着柔和的汽笛，穿过小雨，薄雾，青青的田野，从深圳驶到广州。30年未见的大哥和妹妹两家人来接站。因为搞错了见面地点，一拨人在车头等，一拨人在车尾等。人潮散去，终于认出了彼此。“他们朝我们跑。我们朝他们跑。所有的人都在叫嚷。所有的手都朝天乱抓。不知先抓哪只手。不知先和哪个人说话。还得认人，还得埋怨，还得解释，还得抢手提包。”尽管见面前在脑海里演练了无数遍，重逢的场景仍是惊喜中些许混乱。

团聚后的一家人从广州坐车到武汉，终于回到大江边的家乡。长江的水和从前一样地流，江汉关的钟和从前一样地矗立。“只是家早就不在了，全都变了。”聂华苓说。

1925年，聂华苓生在武汉。父亲聂洗是贵州省平越行政专员，聂华苓的母亲是个温良的妇女，生养了八个儿女。聂华苓在回忆录中这样描绘母亲，“一身黑缎旗袍，斜靠在珠罗纱帐镂花铜床上，看着手中的书，细声吟着《三笑姻缘》《天雨花》《笔生花》和《再生缘》。”童年聂华苓靠在她身边，仰望着她柔和的眼神，听着故事。

平静的童年并未持续太久。父亲去世，一家人失去了主心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聂华苓的母亲带全家人到乡下三斗坪避难，尽管是在逃难，母亲仍希望聂华苓能有学上，于是决定把她送到湖北恩施去念中学。离开三斗坪去恩施上学，母亲不能跟了去。一路送聂华苓到镇上上船，母亲流着泪，叮嘱小心冷暖，专心读书。嘱咐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念了一句，“你舍不得妈，妈又何尝舍得你？我就靠你们以后为我扬眉吐气了。”聂华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最后一句话，决定了她的一生。

学校里的同学都是和聂华苓一样离家出来念书的。人人眼巴巴盼望家信。许多女孩家在日本占领区，收到一封家信，有的笑，有的哭。原本不识愁滋味的年纪，也不知道怎么排解苦闷。晚上上自习课，两个人共用一盏桐油灯，灯草悠悠闪闪。“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一个东北女孩一边做功课，一边唱起了《长城谣》。有的人趴在桌上哭，有的人跟着唱，歌里透着哭泣。

想家苦，书还是要认真念。那时候一天三餐，加上粗布连衣裙，全是政府贷金供给的。“就是想好好读书，读不好就没有贷金。我们那一代人都是经过苦难的。”聂华苓说。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尾声，聂华苓也考入了大学，成为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学生。1948年，内战中，聂华苓大学毕业，同年开始以笔名“思远”发表了第一篇创作《变形虫》。1949年初，内战进入尾声。聂华苓只身前往北平和之前的大学校友王正路结了婚。当年6月，一家人从北平辗转到了台湾。

几十年后，再踏上故土，聂华苓成了归国华侨。她和保罗·安格尔以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负责人的身份，回来邀请中国作家去美国访问。为了这个机会，聂华苓连续向中国政府申请了5年。

故园风雨后

刚从文革走出的中国，开始试着向外界敞开怀抱。那次中国之行后，聂华苓成功邀请到了毕朔望和萧乾，作为第一批参与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大陆作家。

1979年初秋，为迎接中国大陆作家，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特意在鹿园举办了一场“中国周末”。来自两岸三地、美国、以及欧洲等地的三十多个华人作家，在隔绝了三十年后第一次坐在一起。

“大家都是很久没去过大陆，很多人来爱荷华是为了见大陆作家，尤其是为了见萧乾。大家都好激动。”聂华苓回忆。

那时的萧乾刚获得平反，重新以作家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举手投足仍有些许谨慎。其他作家纷纷即兴畅所欲言，只有萧乾带着稿子，一板一眼地念，稿子的字也写得板正。

萧乾等作家的这次赴美，受到了海内外媒体的强烈关注。当时的海峡两岸仍处在紧张敌对状态，而两岸作家在美国的聚首，颇为轰动。当时在台湾《联合报》担任副刊主编的作家痖弦先生形容，来到爱荷华的萧乾和毕朔望，是“进行第三类接触的人”。

除了萧乾，聂华苓也相继敲开了艾青、丁玲、王蒙、汪曾祺等作家的门。见艾青时，他还没有获得正式平反。一开始有关部门不批准和艾青会面，聂华苓“就一再一再要求见艾青”，终于获准见面。1979年，艾青复出公开讲话，第一句说的是“我的大门是聂华苓和安格尔打开的，再也关不上了。”

1980年，艾青夫妇启程前往爱荷华，在美度过了四个月的交流访问时光。“艾青和高瑛喜欢爱荷华城，说这里简直就是个大公园！”聂华苓说艾青夫妇来了美国，依然乐意吃中国饭，常请大家吃饺子，或山西刀削面。没事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和来访的中国作家在鹿园喝酒、聊天，渐渐成了聂华苓夫妇的习惯。丁玲夫妇在美期间，常晚饭后散步到聂华苓家，四个人坐在小院的台阶上，谈天说地，把酒言欢。这些经历，被丁玲陆续记录在25篇访美散记中，刊登在当时的《文汇月刊》和《新观察》上。丁玲说，这实在是一个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美国，这不是一个垂死没落的美国。她喜欢“满眼都是绿树、青草、流水、美丽的小屋”的爱荷华，喜欢方便舒适的五月花公寓，也喜欢推着小车在无所不有的巨大超级市场里购物。

早期赴美的中国大陆作家中，聂华苓和丁玲建立了格外好的友谊。很多年后，丁玲偶尔会在给聂华苓的信里，提到在爱荷华的日子。“爱荷华今年冷吗？我常常想到你在冰天雪地中驾着你们那部大车下山，真为你担心。但一想到你们两个人可以独自占领那所小楼，凭窗观赏，奋笔直书，偎在炉边，喁喁私语，真也够使人羡慕。最好是客人少点，只来好朋友，谈谈文学，艺术，翻翻好诗，吃点苞米花，喝点好茶。真舒服呵！”丁玲把从湖北买的礼物送给聂华苓，买了一套昭君餐具，送给美国的“昭君”，买了一套太白醉酒的酒具，送给美国的“太白诗人”。

1986年，丁玲去世。聂华苓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么一段，“一九八六年，丁玲去世了。一九九一年，保罗也走了。丁玲和保罗两人，彼此好奇，彼此喜欢，彼此尊重。他们两人都饱经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他们两人都有灵敏的感性和率真的性情。他们甚至同一天生日，十月十二日。他们都有非常坚定的使命感，所不同的是丁玲对共产党的使命感，保罗对美国梦的使命感。丁玲和保罗两人在一起，一本现代史的大书就在我眼前摊开了。”

绿岛夜惊魂

聂华苓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本现代史的大书。

1949年初，解放军将进入北平城，傅作义跟共产党谈判。北平城家家整日开着收音机，收听国共两方的电台。双方各自播放着战争局势，都自称胜利。偶尔听到电台里播放诸葛亮城楼饮酒抚琴的戏曲，反而让人觉得不正常。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太久，一日，一阵清脆嘹亮的广播从电台传出，“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已接近决定性阶段。人民解放军正积极准备渡江。平津战役也接近决定性阶段。”聂华苓听出，这是解放军胜利的声音。同样的声音，她在南京曾经听过。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从从容容进了北平城。当年6月，聂华苓一家从北平到广州，从广州到台北。到了台湾，聂华苓在中学找了一份教职工作，勉强将生活安顿下来。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漂呀漂，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1950年代中期，紫薇的《绿岛小夜曲》像一阵绵软的风，抚慰麻醉着流落到台湾岛上的人心。树欲静而风不止。

为争取民主自由空间，《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创刊。胡适任发行人，雷震是实际负责人。随国民党入台的雷震，在1917年加入国民党，担任过国民政府中很多重要职位，离开大陆前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帮助国民党制定宪法，也曾代表蒋介石参加国共和谈。

《自由中国》需要一名文艺编辑。那时的聂华苓已发表过一些文章，在文艺界小有名气，她被介绍给雷震。《自由中国》杂志社社址在台北金山街，也就是雷家。聂华苓敲开门，挤进一个榻榻米的小房间，这就是《自由中国》的办公室了。一个编辑，一个经理，一个会计，一个人负责发行，一共四个人。雷震正在桌前看文稿，抬头看了一眼，啊了一声，点点头，“好吧！你明天就开始吧。”聂华苓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我就那样子参加了《自由中国》。”

那时台湾文坛，几乎被反共八股统治，很难看到政治之外的纯文学作品。《自由中国》的编委会也汇集了介乎自由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开明人士之间的人物，如北大教授毛子水和张佛泉;台湾大学的殷海光;思想清明的文人戴杜衡和夏道平;也有国民党官员如“教育部长”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

作为编辑委员会中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聂华苓最大的乐趣是在编辑会议上听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

1961年9月1日，《自由中国》刊文批评蒋介石连任，谁也没料到，三天后，大祸临头。

聂华苓在回忆录《三生三世》中描述了9月4日的那个早上。9点多，她刚起床，有人来敲门。女佣打开大门，几个便衣人员走到聂华苓房门口。东张西望了一阵，说了一句，“走错了”。接着，他们走到楼的另一头，敲《自由中国》编辑傅正的家门。傅正开了门，一群警察就从外面涌了进来，拥进傅正房间后就关了门。聂华苓朝窗外望去，很多便衣在矮墙外的巷子里踱来踱去。聂华苓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只告诉自己要镇静。

几个钟头后，傅正的房门开了。警察和便衣围着他走了出来。聂华苓和母亲迎上去。傅正把一串钥匙递给聂华苓母亲，“聂伯母，请帮我保存。”傅正被带走了。聂华苓等着自己也被带走，她在家里等了一中午，一句话没说。

“雷先生被抓走了！”当天下午，《自由中国》的陈济宽走进院子，冲着聂华苓的窗户喊，“马之筘也抓走了！刘子英也抓走了！《自由中国》社抄了！文件稿子全部拿走了！”陈济宽边喊边往里走。“傅正也被抓了。”聂华苓急急地喊。陈济宽张着嘴楞了半天，没进屋就走了。

从此，聂华苓和《自由中国》的其他同事全被隔离了。家门外日夜有人监视。他们成了一个个孤岛。

后来通过媒体报道，聂华苓了解到，台湾警备总部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和编辑刘子英、马之筘、傅正等人逮捕。在军事法庭上，雷震被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傅正和马之筘被处感化三年，而刘子英则被判处十二年徒刑。

直到胡适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国》劫后余生的几个编辑委员才得以见面。“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场又一场的戏。”聂华苓说。

聂华苓选择了闭门。两年后，母亲去世。已和丈夫分居六年的聂华苓只能独自抚养两个女儿。正在一愁莫展之际，1962年，时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台静农来到聂家，邀聂华苓到台大教文学创作。聂华苓才得以重新回到文学和创作的乐土。

三生三世在水边

聂华苓没有想到，重新回归社会很快给她带来了新的生机。

196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聂华苓到台湾美国新闻处大院参加一场鸡尾酒会，并邂逅了前来邀请青年作家赴美交流的美国现代派诗人、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负责人保罗·安格尔。安格尔惊讶地发现，这个瘦小的女性就是他欣赏的短篇小说集《翡翠猫》的作者。

1964年，聂华苓赴美。1967年，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如今，超过一千个作家从世界各地来到爱荷华。“这是一个缩微的世界。”访问过爱荷华的作家刘恒说，“这个计划融合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人，它创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交流方式。这应该是聂华苓和安格尔先生最伟大的创造和构想。”

在中国大陆作家中，继萧乾、艾青、丁玲后，王蒙、王安忆、茹志鹃、陈白尘，汪曾祺、余光中、冯骥才、北岛、苏童、刘恒、李锐、迟子建、莫言等中国大陆当代著名作家;台湾的白先勇、郑愁予、余光中、杨牧、林怀民、蒋勋、张大春等;以及香港的董启章、李怡、钟玲、潘耀明等，先后来到爱荷华，通过“国际写作计划”与各国作家交流。

“来到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后，我才发现原来世界是可以这样自由的。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你开始摸索，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时代，人们都觉得自己有责任、有能力来改变社会。”离开爱荷华，林怀民回台湾创办了“云门舞集”。此后，他常跟身边人说，“我今天跳舞，都是聂华苓先生害的。”

张大春用八个字形容聂华苓，“无所不包，有所不为”。“她的为人处事，对他人带来的影响，起码在宽容上，在有所不为的矜持和选择上，我们都在实践着它。”

1976年，二十四个国家曾联合推荐聂华苓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称他们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1990年，聂华苓的作品《桑青与桃红》获得“美国书卷奖”，探寻“中国人，你到底犯了什么罪？”

1991年3月22日，聂华苓和保罗获得波兰政府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他们兴冲冲地准备去欧洲领奖，顺便会会老朋友。聂华苓没想到，这是她和保罗最后的一场旅行。

“我们在芝加哥转机，保罗原本要去买一份报纸。我坐在那等他。怎么也等不来。后来我就去找他，远远看到他躺在地上，有人在给他做人工呼吸。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聂华苓没有再说下去，“后来我坐那天的末班机回来了，爱荷华下着雨。”

如今红楼的二层，保罗的书房依然维持着原貌，保罗常用的那台古老的打字机，正对着窗外的爱荷华河。“我是喜欢水的，喜欢靠着水边住。”结束采访，聂华苓坐在爱荷华河边的餐厅，望着窗外，突然悠悠地说。

“我是一棵大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聂华苓曾这么形容自己的一生。这些年行动不便，聂华苓不再做长途旅行，可她喜欢来这河边走走。聂华苓说，在这河上，她和保罗一同走过了20世纪的人景：欢乐、灾难、死亡、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