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闰再十二月”矛

最近在藏家处看到一件纪年青铜矛，承藏家厚意，惠允发表，谨此致谢。矛属于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形制，锋尖有缺，身为细圆锥形，其上起3片薄叶凸棱，其中一凸棱有残损，通长10.9厘米，銎径1.9厘米。两棱之间刻铭9字“元年闰再十二月丙午”，骹，矛体分身、骹两部分，骹的部分呈筒状)上一穿，侧下刻“關邑”2字(下文称“甲矛”)。无独有偶，济南市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件形制、铭文基本一致的铜矛，于中航先生曾撰文介绍(于中航：《“元年闰”矛》，《文物》1987年第11期)其上刻铭：“元年闰再十二月丙口口”(后文称“乙矛”)。后有学者将乙矛铭文补全为“元年闰再十二月丙午关”(何洪源《济南市博物馆珍藏简介》，《济南文史》2001年第4期。据介绍，矛长11.4厘米，宽2厘米。《山东文物丛书·青铜器》，收李晶的《元年闰矛》释文同，本文乙矛照片即采自此书)。现在由甲矛验证可知，所补铭文是可信的。甲矛与乙矛是同时铸造的一批兵器。

李健民先生对战国青铜矛作过详细的考古类型学分析，两矛属于李文所列的B类Ⅰ型2式，战国中后期的形制，使用的范围大体在三晋和秦、齐等地区。河北临城东柏畅村兵器窖藏(丙矛)，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M269(丁矛)，和M35(戊矛，戟刺)，以及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2717(己矛，戟刺)，也出有同类的矛，行用的时期应相近。上述几件矛的长度和径宽均较一致，从戊矛与己矛均作为戟刺的情形看，甲乙二矛也很有可能是戟的刺。

于中航文中引李学勤先生信中所云：“从字体看，属于三晋，最似魏器。历朔查汪曰祯《历代长术辑要》，与魏安釐王元年(公元前276年)密合。该年周历闰十二月。此外，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燕孝王元年(公元前257年)也都闰十二月，但考虑到字体，自以魏安釐王为是。”由甲矛铭文字体来看，丙下从口，關从门从卵，，“年”字等均为三晋的写法。乙矛虽只有摹本，但也可辨出是三晋的字体。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所附魏《户律》《奔命律》以“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记日，两矛纪年格式与之同，可为旁证。魏律朔闰据学者推算合古六历之夏历，即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52年)闰十二月，但由于此年夏历无中之月恰在年终，无法据以判断当时的置闰方法。对于夏正历法来说，无中置闰法和固定冬至月(夏正建寅的十一月)置闰法安排闰月的年份会有较大差异。春秋时晋用夏正，三晋虽分，沿用不变，春秋战国之际的侯马盟书所记历朔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纪年》“唯特记晋国……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李学勤：《温县侯马盟书历朔的再考察》《华学》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可知魏国一直行用夏正历法，本文就以此为基础来验算矛的朔闰。

为使结论更加可靠，本文将元年的对象放宽至周壬和三晋的诸侯(包括晋君)，周王闰月从周历，三晋诸侯用夏历，周王及三晋诸侯的元年均以杨宽先生《战国史》为准(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现根据张培瑜先生的《中国先秦史历表》，分别用无中置闰法和固定冬至月置闰法来推查，将战国时期周王与三晋诸侯的元年有闰月的历朔标出，制成右表(朔日干支所附括号内为张先生表中的实际合天干支，冒号后为丙午距朔日的天数)。

从右表看，若用无中置闰法，只有赵献侯和周赧王的元年闰十二月，但赵献侯的朔日为戊申(实际合天为己酉)，无法与丙午在同一月，周赧王元年闰十二月丙午在30曰，可谓险合。若以年终置闰来筛选，则除去周赧王，与丙午能在一个月内的还有晋幽公、韩哀侯、周显王、赵武灵王、韩襄王、赵惠文王、魏安釐王、赵孝成王。从前述器铭字体及与魏律纪年格式相似来看，还应以魏器为是，所以，二矛最有可能造于魏安麓王元年。“闰再十二月”的计时格式较为特别，魏律在安釐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50年)，矛在元年，通行时间也相近。如果这点不误，从筛选的结果看，当时仍通行固定冬至月置闰法，魏国还是采用年终置闰的法则，魏律历朔亦当作如是观。这两件铜矛与其他魏国纪年兵器的铭文格式迥异(苏辉《魏国纪年兵器研究》，载《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应该是有特殊的用途或意义，限于材料，无法作进一步的推想。

“關邑”二字与铭文的主体部分并不相连，应该是标明矛的置用地点。以声韵考之，“關”当为“管”的借字，两者古音都在见母元部，古书常见通用(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八“古网与管通”，中华书局，1981年)，《礼记·月令》《准南子·时则》“修楗闭，慎管稅”，《吕览·孟冬纪》作“修楗闭，慎阴篱”。《墨子·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公孟篇》“周公旦为天下圣人，嗣叔为天下暴人。”孙诒让《间诘》引毕沅说云：“‘關’，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传》云‘掌其北门之管’，即關也。”《备城门》：“五十步一方，方尚必为關篱守之。”《间诂》引苏时学曰：“關篱即管钥。”是管、网二字互通之证。管即西周初管叔的封邑，管叔作乱被诛，管由此而废。春秋时期郑有管邑。《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杜注：“管国在荣阳京县东北。”《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bi)之战，楚军与救郑的晋军对阵，“次于管以待之。晋师在敖、鄗之间。”杜注：“荣阳京县东北有管城，敖、鄗(hoo)之山在荥阳县西北。”《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裴驷《集解》即引杜注释证管地。《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中牟条下：“中牟，圃田泽在西，豫州薮，有筅叔邑。”颜注：“筅与管同。”谭其骧先生引王念孙先生之说认为“有筦叔邑”依志例，当作“有筅城，故筦叔邑”，今本脱去“筦城故”三字(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释》《长水集》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于管叔的封邑所在，裴氏之意与《汉志》之说相左。

清人张调元的《京澳纂闻》(《张调元文集》，第39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认为，“晋以前之管，在今郑州西北二十里石佛集。《汉书·地理志》所谓管叔邑，《战国策·魏策》所谓秦攻韩之管，皆此地。其前则管叔国，北去鄌仅百里，故管叔封管而尹鄌也。代移物换，遗迹罕存，惟石佛集北石佛寺中，有宋庆历八年(1048年)幢子石刻云：‘奉宁军管城管乡’云云。宋前以此为管乡，其地正在京县城东北，则其为古管国明矣。若唐宋管城县治，即今郑州，与京县城东西相直，不得云在京县东北也。《明一统志》径指管城县为古管国，亦约略言之未深考耳。今荣阳县东二十里有京县城，即晋时京县治处。”郑杰祥先生《关于郑州商城的定名问题》(《中州学刊》1994年第4期)赞同张说，并举《魏书·地形志》广武郡中牟县和荣阳郡京县下都有管城为证，认为古中牟管城即今郑州管城区，而古京县管城为宋代的管乡，在郑州西北的石佛寺一带。这片地区有丰富的西周至春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如道里、堂里、祥营和岳岗等地，就是管叔之封所在。同样在这范围之内的小双桥遗址则是商代的管地，二者一脉相承，延至春秋，而战国的管邑是在郑州商城废墟上新建的(郑杰祥：《关于郑州商城的定名问题》《中州学刊》1994年第4期。他的《商代地理概论》所论与此同)。由此看出《汉志》之说不确。后有学者仍持管叔封邑在管城区说，但并未提出更坚实的佐证(陈隆文：《关于商周管邑地望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郑州商城一带发现有商代早期和战国的城墙遗址，战国的城墙乃是在商代城墙基础上修筑的，但基本未见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1992年在河南省中医院家属院发掘的战国晚期灰坑H113所出的陶瓮肩部有刻划的陶文“官”字，但《发掘简报》未附拓片。有学者据以认为管城区的战国城就是战国管邑(程平山、周军：《商周管邑地望考略》，《中原文物》2000年第4期。收入程平山：《夏商周历史与考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战国器物中常印刻有“官”字，或表示官署、官用或官造之意，郑州商城所出“官”字陶文因未发表拓片，无法比对，笔者暂从程、周之说)。从方位来看这是魏国的管邑。

上文提到的古京县管城则是韩国之地，韩哀侯灭郑，京县的郑国管邑因而归韩国辖属，恰好处在韩魏两国的交界地带，当时常常易手。《战国策·魏策四》：“秦攻韩之管邑，魏王发兵救之……秦果释管而攻魏。”又“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缩高，其子为管守”，后缩高为信陵君所逼而自刎全义。据《韩非子·有度*“魏安釐王……攻韩拔管，胜于淇下”可知，管最终被魏国攻克。与张调元说略有差异的是，郑杰祥等先生以郑州商城的战国城为韩国管邑，这是囿于当时只有一个管邑的成见，也与魏韩两国的边界形势有违。其实，韩有管邑，魏也可有管邑，二者并不冲突，尤其交界的两国均有同名的都邑，在战国时代也是较为常见的。从魏国管邑作“官”看来，甲乙矛铭文中的“關邑”很可能是指古京县的韩国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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