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印山大墓的若干问题

摘要：浙江绍兴发现的印山大墓，是一座既有浓郁东南地区吴越文化的因素又有很多中原地区周文化因素的越王级墓葬。地上高大的封土堆、两面坡顶的无墙墓室、带把手的独木棺等因素是沿袭了越地本地的传统，其他如封土的形状、丘垄外环壕和神道的形式、墓室外积炭等，则带有浓烈的模仿中原周王陵的色彩，而不仅仅是中原秦国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 周代王陵，越王陵，印山大墓

Abstract：Yinshan Tomb, discovered in Shaoxing of Zhejiang Province, ranked to the tomb of Yue’s King. The tomb contains different cultural factors of both strong Wu-Yue Cultures in southeast China and plentiful Zhou Culture in Central China. Some factors in Yinshan Tomb evolved the local traditions of Yue Area, just like the great earth-mound, the chamber without wall and with sloping ceiling, the coffin with handles made of just one whole wood. Other factors reflect the strong imitation to the mausoleums of Zhou Dynasty, not just to Qin’s cultural factor in Central China, for example, the shape of earth-mound, the form of the ring trench and sacred way beside ridgehill, charcoal out of chamber, etc.

Key words：Mausoleums of Zhou Dynasty， Mausoleum of Yue’s King， Yinshan Tomb

浙江绍兴印山大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尤其是东南地区考古——的重要收获。尽管该墓在历史上和现当代都受到了严重的盗掘和破坏，但该墓宏大的规模、严谨的布局、独特的结构，还是给我们认识东南地区吴越文化的墓葬制度及其与中原诸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印山大墓的考古报告出版后，报告的主要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陈元甫先生送给我一本，读后获益良多。报告在详细报道印山大墓考古材料的基础上，还对一系列学术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推断和解释。报告作者通过对墓葬规模、年代和后世文献关于越王墓位置的分析，指出印山大墓的墓主应当是春秋晚期越王允常之“木客大墓”；通过对埋藏现象、文献记载和历史背景的分析，推断该墓并未发生过中途废弃和迁葬，但在秦统一后却遭到有意识的大规模的挖掘和破坏；通过该墓陵园四周隍壕与本地及中原周、秦、楚等国墓葬的对比，认为该墓制度除了墓上封土和包括独木棺在内墓室结构两个因素是越文化固有传统因素外，其余主要是受到了当时中原地区的秦公陵园制度的影响等等{1}。这些推断和解释，大都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唯有该墓陵园制度受到秦国影响等推断，似乎证据不足。此外，关于该墓的墓室结构、葬具形态和出土器物反映的问题，报告还没有进行过进一步的讨论。因此，笔者写这篇短文，就印山大墓的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就教于陈元甫诸先生。

一. 仿效周人高级贵族墓地的隍壕

印山大墓位于群山环抱的一条狭窄的喇叭状平川上，地势西南略高而东北稍低，西南狭窄而东北宽敞。大墓因为要保持大致的正东西向，不能将前面的墓道朝向敞开的东北方，但总的形势还是可以理解为背负山丘，面向宽敞的平川，地理形势相当不错。

大墓的地表有规模宏大的墓园建筑，保存至今的除了高大的封土外，最引人注意的还有围绕在封土周围的壕沟和跨越壕沟四出的神道（图一）。

东南地区大型土墩墓多位于山岗上，不便于开凿围墓沟（也可能有考古调查发掘的工作视野和范围方面的问题，有的围墓沟可能没有发现），故在这些大型土墩墓周围都罕见有围墓沟发现的报道{2}。在这种情况下，俯瞰印山大墓可以清晰辨识的规整的围墓沟，自然就会引起研究者极大的注意。

印山大墓周围有近似方形的宽阔的沟壕，这种非自然形态的壕沟当然是人工挖掘的陵园防护体系，可起到标识陵园范围和分隔陵园内外的作用。墓葬或墓地周围挖掘沟壕作为墓葬或墓地的界限，这应当是本自生人居住的城邑周围城垣和沟湟。在血缘纽带在社会结构中还起相当大作用的先秦时期，居住在城内的人们通常是以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一个或多个群体。为了防范外敌的侵袭和保障城邑内部的秩序，这些城邑周围一般要修筑城墙和挖掘壕沟，同时城邑内的权贵阶层为了自身安全和凸现身份的需要，也要使用城墙和沟濠围绕在自己的宅第四周。这些生前居住在城邑中的人们死后，统治者及其家族要在自己的墓葬周围使用象征城郭沟湟的墓园围墙或围墓沟，按照族坟墓制度埋葬在一起的具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其他贵族和平民也会在他们的公共墓地周围挖掘沟湟以象征地下的城郭。墓地和墓葬周围的地上围墙如西周时期的陕西岐山县周公庙周公陵墓区、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江苏句容县东边山１号墓{3}、战国时期的湖北枣阳市九联墩楚墓{4}等，这里不需提及；仅就围墓沟来说，无论在文献记载中还是在考古遗存中，都反映出这是中原墓地制度的普遍传统{5}，不仅秦国如此。

墓地周围有壕沟，这是周王朝墓葬制度的通例。《周礼·春官·冢人》说：“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周礼·春官·墓大夫》也说：“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贾公彦疏：“墓域，即上文兆域是也，为四畔沟兆。”沟兆即沟垗，《说文》：“垗，畔也。”也就是说，无论是“公墓”还是“邦墓”，墓地四周都有壕沟作为边界。这种墓地周围以壕沟为界的现象，在文献中还明见于最恪守周礼的鲁国公族墓地。《左传》定公元年记鲁国执政季孙氏驱逐鲁昭公，昭公客死于晋国后，鲁人迎葬昭公，“季孙使役如阚，公氏将沟焉。荣驾鹅曰：‘生不能事，死又离之，以自旌也。纵子忍之，后必或耻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杜预注：“阚。鲁群公墓所在也。季孙恶昭公，欲沟绝其兆域，不使与先君同。{6}”杨伯俊注：“沟者，于昭公之墓外为沟，扩大墓域，表示昭公墓与鲁群公墓同一兆域。{7}”周代以后，周人的这套墓地制度在西汉时期高级贵族的陵墓上还在沿用，如墓葬用土坑和多重棺椁，墓葬平面按等级分为十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和口字形等，其墓地或墓葬范围的界限应当也与周人墓地有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汉代大型墓葬和墓地也应当有墙垣和沟湟的存在。《汉书·王莽传》记王莽始建国五年，“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与元帝合而沟绝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从考古实例来看，在周代中原文化系统的诸侯国中，秦国的确是最流行在墓地和墓葬周围修建围墓沟的国家。修建围墓沟的例子最早出现在春秋中期，在陕西凤翔县南指挥村的秦都雍城时期的秦公墓园中，几乎所有的秦公墓园都有围墓沟的设施，有的还不止一圈——既有环绕一座秦公墓或秦公夫人墓的围墓沟，也有环绕一组秦公及其夫人墓的更大的围墓沟，还有环绕整个秦公墓园的围墓沟壕{8}。到了战国后期的陕西临潼县秦王陵园中，却未发现围绕坟墓的沟濠，代之而起的是多重陵园的墙垣。然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战国后期的普通秦人墓地却有不少采用了先前在只有很高级秦公墓地才使用的围墓沟，这些使用围墓沟的普通秦人墓主要发现于秦国后来征服的土地上，如山西侯马市乔村墓地{9}、曲沃县曲村墓地{10}、河南三门峡市火电厂墓地{11}等。秦国墓地围墓沟的这种变化是战国中期开始的秦国深刻的社会变化的反映，其具体内涵还需要作专门的探讨，我们这里不打算涉及。不过，在东周时期周王朝的诸侯大国中，秦国是保留西周时期周王朝文化传统最多的国家，例如其青铜礼器顽强仿效西周后期的组合形式和器物造型，其文字在与东方六国迥然不同而与西周文字一脉相承，其国君墓葬尽管规模极其巨大但墓室的平面形态却全然按照周礼的诸侯规制等等。因此，秦国墓地采用围墓沟的现象较多很可能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周人固有的制度和习俗，并不是秦国的特色。只是由于中原列国的大型墓葬的墓地很少像秦国两处国君墓地那样全面进行钻探和揭露等原因，这些墓地即使有围墓沟恐怕也很难发现。据笔者所知，在目前发掘的东周时期东方六国的墓葬中，有围墓沟的只有春秋晚期的山东临淄区齐故城M５一座{12}。该墓为前面带一条墓道的全长60米的甲字形大墓，该墓的墓室底部的周边挖有沟渠，在墓室的周围还有宽度还不到两米的平面呈“门”字形围墓沟，沟内埋有大量的马。其围墓沟的形制与秦国雍城秦公墓地的内隍壕相似（图二）。